四十年光阴缩短成了门到窗户的距离,我看着窗前的人,说不出话来。四十年前的人和事反反复复出现在我的梦境里,却没有想过还会见着她,是啊,若不是昨天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谁又能想到呢?
我从她那张似曾相识的脸庞上寻找着过去的影子,也猜想着分别后的一切。
“俞小姐。”她蠕动着不再年轻的嘴唇,客客气气地叫了我一声。
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对于她,无论是在当时、记忆中,还是眼前,我都拿不准该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这太复杂,这个故事太复杂。
她从窗边走到离我较近的一张圆桌旁站定,拿她那双眼睛看着我。
那双眼睛……我想起来了,那曾经是一双年轻的、狭长的内双眼睛,本是稚嫩而文秀的,如今那双眼睛的主人已和我一样,成了年过花甲的老妇。我从这双经时间涤荡过的眸中寻找熟悉的东西,一些我当年不忍去看的东西,我们不可避免地端详着彼此,末了,她冲我那么笑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上午我去看了琼斯小姐。”
我也对她微微笑了,“她知道你能去看她,一定会很高兴,”顿了顿,“昨天电话里,你说有东西给我?”
她低头,从手提包中取出一样物什,郑重地递上来,“他临终前让我把这照片交给你,他说,你是最有资格替他保管这照片的人。”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响起来,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双手失去了大脑的指挥,也不晓得去接它。
“俞小姐……”她见我这般模样,语气和眼神中都透出了担心。
“喔,”我回过神来,双手接过那只拿绒布小心包裹起来的物件,拆开了绒布,是一方小巧的相片夹,我的手微微颤抖着,竟不敢再打开。
我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那是什么照片,我本能地知道。四十年了,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我拍过无数的照片,得过大大小小的奖章,然而,在我的心里,没有一张照片能和手中的这一张比。
我睁开眼,慢慢打开那方相片夹,四十年的时光给相片染上了一层暗黄,相片上的女子平静地望向窗外,亦如沉船后静静的海面。我看到了那个午后那间房里阳光下轻轻跳动的灰尘,不,我听到了那敏感纤细的跳动;我嗅到了刚刚被肥皂清洁后的体香……那一刻的安宁又被外面的嘈杂所代替,我听到了流弹划破夜空的绝望;看到成群的女人跪在院子里,她们在祈求,祈求我们收留她们;我嗅到了鲜血的咸腥、腐尸的恶臭……那一幕幕,一幕幕的记忆是那样鲜活,将我带回一九三七年的那个冬天。
(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南京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那个下午,我把这日子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我在执行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也因为那天我同时邂逅了这个故事中三位重要的女性。
那个下午,天还很暖和,南京城的百姓依旧为着生计奔波着,为着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着,如果他们知道十六天后这座城市将会沦陷,知道自己将会妻离子散,知道这身边的一砖一瓦、亲人朋友将永远地被摧毁永远回不来,他们又会怎样?
那天下午,二十三岁的我正骑着自行车穿过一段窄窄的民巷,我想抄近路到宁海路的圣婴女中去。日军的轰炸越来越密匝,有消息说他们要攻进南京城来。全国记者联合会的保险柜中有些珍贵的底片和材料,听说美国教会开办的圣婴女子中学很安全,我受联合会会长的嘱托,去找当时的校长——美国人琼斯小姐,请求她允许我们将这些底片和材料转移到她们的校园中去。
其实这一切本可以与我无关。我是八月初从天津南下首都南京的,当时是去参加一个为时一个月的记者培训。我出生在天津一个殷实的儒商家庭,按照家人的安排,培训结束后,我就要回去和只见过一面的黄先生成婚。
培训开始不久便打响了淞沪会战,日军的飞机时不时绕到南京来轰炸一轮,当时南京城中许多有门路的人都迁走了,去周边的乡下,或者更远的地方:成都、武汉、天津、北平……家中一个又一个电报催我回去,他们越催,我越拖延,不愿意回去结婚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我要实现我的战地记者之梦。
南京城中真的要发生一场大规模战役吗?想到这个,我便激动得夜不能寐。父亲赠予的一部莱卡相机便是我最珍贵的家当,我曾经和几名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爬到当时中央医院的楼顶,拍摄到了日军飞机轰炸一座覆有红十字旗帜建筑的照片,也曾在轰炸过后深入民巷,拍摄那些被炸毁的房屋、被炸死炸残的百姓……看得越多,我就越想留下。参加培训时,一句教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