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里活道,王羲之居所。
王羲之握着笔一气呵成照着样稿写好一封信,将笔搁下,抬手用袖子擦拭一下额头上沁出的细密汗珠,随即,瞄一眼桌上的笔迹样稿,将信纸拿起,逐字逐句检查一遍所有的字。
良久,再次擦拭汗珠,打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从信封里抽出一沓钱揣在身上,收拾一下桌面,零零碎碎收进抽屉里,盖住黄灿灿的五颗子弹。
王羲之姓黄,显然,王羲之不是真名,而是业内对他的称呼,他是字画造假的大拿,古今名人的字画尽可仿造,栩栩如生,不是在古玩行里浸淫多年,眼力非常了得之人,根本认不出他的仿作。
王羲之原来在天津地界混饭吃,去年随波逐流来了香港,虽小有积蓄,但除了一手作假的功夫,他并不懂经营其他生意,这不,在荷里活道租了一间店面,做起了古玩买卖,作假的勾当停了下来。
也不知道是哪个天煞的把他的老底透了出去,煞星上门,让他摹仿别人的笔迹写一封信,左手润笔,右手子弹,警告之意不言自明。
好在信写好了,只等人家来取,子弹应该是用不上了。
他大爷的,谁不知道我王羲之是个口风很紧的人,用得着拿子弹吓唬我,还是五颗子弹,生怕我忘记自己还有一个私生女?
冼耀文这边,处理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工作,在正常时间下班,到电话公司往巴黎打了个电话。
莫泊桑于1882年用出版《泰利埃公馆》所得稿费,在诺曼底海滨小城埃特勒塔建了一栋别墅,面积25o㎡,附带一个48oo㎡的花园,莫泊桑在那生活了7年,创作了《漂亮朋友》、《皮埃尔和让》等作品。
他下午在报纸上看见这栋别墅出售的广告,标价7oo万法郎,折合2万美元不到,以这个价格在法国小城买一栋几十年的老别墅稍显贵了点,但加上莫泊桑的名字,价格就显得非常实惠。
他打算买下来,在孙树莹这位疑似文艺女青年生日的时候当作生日礼物送给她。
打过电话,冼耀文来到跑马地的一处网球场,站在球场边,看冼玉珍和一个男生把网球打过来拍过去。男生叫叶观雄,大概是当下网球打得最好的华人,今年六月代表香港去温网打了比赛。
自19o9年香港草地网球协会成立,网球这项运动就在香港火热起来,1911年举行了届草地锦标赛,1937年举行了届硬地锦标赛,每一届比赛都会吸引许多人参加,全城瞩目。
当然,此时的网球虽然不如高尔夫般高贵,非一般人才能拿到球会的会员证,但置办一套打网球的行头对一般家庭来说负担还是挺重的,且香港没有公共的网球场,只能到草地网球协会下属的球场打球,要么按小时付费,要么是协会的成员,无论哪样,需要付出的成本都不低,这也造成这项运动很小众。
看了三个球,冼耀文将目光对向球场的另一边,几个小孩子站在离球场十来米远的地方,目光随着网球游弋。
有两个小孩一只脚站地,另一只脚脚尖插在泥里,做好了随时准备起跑的姿态,看这架势,应该是等着网球打飞好往落点飞奔,争夺网球的归属。
十米,大概是打球人和捡球人无意中形成的潜规则,过这个距离,球归捡球人,谁捡到是谁的。
球场总会出现各种偏向竞技的潜规则,比如乒乓球有抢台,公共球桌未必讲究先来后到,后来者可以向先到者起挑战,打几个球,输方将台子让出来,并留下乒乓球或球拍走人。
叶观雄是专业的,冼玉珍这丫头有打网球的天赋,只打了没多久就打得有模有样,见小孩子等得望眼欲穿,冼耀文来到冼玉珍放包的地方,拿了一个网球往小孩子的方向扔去。
顿时,犹如白条掉进鲶鱼窝,小孩子们叫唤着,乌泱泱追着网球跑,有掉鞋的,有鞋子挂到小腿上的,也有摔个大马趴的,最终的胜利者出乎预料是一个小丫头,她拿着捡到的网球冲其他人炫耀了一会,然后在羡慕嫉妒的哄抢中跑远。
其他人佯装追出一段,赶跑一个竞争者后,回到十米线,继续望眼欲穿。
冼耀文没再扔球,兔子在树上自个撞死不可能成为常态,在他之后未必会再有扔球之人,如彩票头奖般的善意还是收敛着点,多一个幸运儿,会多出数倍的失意人陷落。
又看冼玉珍打了几球,冼耀文冲她的司机兼保镖纪昆仑招了招手。
纪昆仑,女,194o年考入燕京大学,在校期间一直没有好好念书,加入了秘密反伪国民政府武装抗日杀奸团,偷偷把时间用在练习射击、情报传递技巧之上,第一次执行任务中被俘,好在家中花了大价钱,保住了一条命,被送到北平炮局关押。
期间,经历了日宪兵队的酷刑审讯,遭受了各种非人待遇,抗战胜利出狱时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治疗了两年情况才有所好转,现在精神分裂是好了,但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烙印却抹不去,已无法适应正常生活。
待纪昆仑来到自己身前,冼耀文语气温柔地问道:“还做噩梦吗?”
“做。”纪昆仑语气冰冷地回道。
“找个男人,不行就找个女人,有人慰藉会好一点。”
“恶心。”
“北平日宪兵队的小鬼子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打散,编制保持到遣返东洋,当年那些小鬼子的下落不难找,我下次出差去东洋你跟着,把丢掉的魂魄找回来。”
“谢谢。”纪昆仑的语气依旧冰冷。
“最近有没有事?”
“一切正常。”
“嗯。”
颔了颔,冼耀文从包上拿起毛巾,等着已经朝他走来的冼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