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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圣司马相如（第1页）

在中国汉代汉景帝执政期间，宫廷中有一位武骑常侍，名叫司马相如，他是蜀郡（现今四川南充地区）人士。司马相如原名司马长卿，出于对战国时期名相蔺相如的敬仰，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司马相如。自幼酷爱阅读，精通琴艺，尤其在辞赋创作方面极具天赋。为了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司马相如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得了一个官职。初入宫廷时，他也曾怀揣欣喜，然而日久却现，由于汉景帝对于辞赋并无特别兴趣，宫中之人大多忙于逢迎皇帝，无人欣赏他的辞赋才情，这使得司马相如深感压抑，无法施展其才华。

一次偶然的机会，梁王刘武进宫探望汉景帝，得知司马相如擅长辞赋，二人遂热烈交谈，司马相如深受感动，与梁王以及当时着名的辞赋家邹阳、枚乘和庄忌等人交往渐密。在他们的影响下，司马相如的辞赋技艺日益精进。为了感激梁王的赏识，司马相如特意创作了《子虚赋》献给梁王。

之后，梁王再次邀请司马相如创作赋文，司马相如应其所请，完成了《如玉赋》。梁王对此极为赞赏，赠予司马相如一把名琴——“绿绮”。此琴以其纤细雅致的造型、流畅的线条和悠扬悦耳的音色闻名遐迩，司马相如精湛的琴艺与“绿绮”琴相得益彰，令人赞叹不已。

不幸的是，梁王刘武不久后去世，司马相如悲痛之余，考虑到宫中已无懂琴赏赋之人，便以生病为由向汉景帝请求辞官，返回故乡。

临邛县令王吉是司马相如的好友，得知司马相如归乡且心中抑郁，便多次邀请他到临邛作客。司马相如几经犹豫，最终接受了好友的邀请，来到了临邛暂居。

当地富卓王孙闻听县令请来了贵客司马相如，认为这是攀附权贵的好时机，便设宴款待司马相如。席间，卓王孙不断赞誉司马相如的才情，并恳请司马相如抚琴一曲。司马相如借酒助兴，弹奏并吟唱了一《凤求凰》。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恰巧听到琴声及词句，顿时心生涟漪，悄悄从屏风后凝视司马相如，而司马相如也注意到了卓文君，两人一见钟情。卓文君原本许配给一位贵族后代，但未及过门，未婚夫婿便去世，留下她独守空房。然而，司马相如的《凤求凰》深深打动了她的心扉，于是两人决定私奔至成都。

卓王孙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认为女儿此举有损家门声誉，并声明断绝一切经济援助。卓文君随司马相如回到成都后，因司马相如已不做官，家中积蓄逐渐耗尽。面对困境，卓文君毅然决定与司马相如重返临邛，在街头开设酒肆，卓文君亲自售酒记账，司马相如则参与店中的杂务工作。

消息很快传遍临邛，卓王孙在愤怒之余，也开始担忧家族颜面受损，加之考虑到司马相如虽暂时失意，却仍有可能东山再起，加上心疼女儿受苦，最终决定妥协。他派人送去百万铜钱、百名奴仆，并将本打算作为卓文君陪嫁的财物悉数赠予。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收下后，满心欢喜地回到了成都。

时光荏苒，汉景帝驾崩，汉武帝刘彻即位。一日，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为梁王所作的《子虚赋》，对其优美的文采赞不绝口，误以为是前朝某位着名辞赋家之作，遗憾未能与作者面对面交流。得知该赋的作者正是当代蜀郡的司马相如后，汉武帝喜出望外，立即召司马相如入京。司马相如再度进入皇宫，受到汉武帝对其辞赋才能的高度赞扬。他表示，《子虚赋》描绘的是诸侯狩猎场景，若有机会，他愿意为皇帝创作一篇专门描述皇家狩猎盛况的新赋。

这就是与《子虚赋》齐名的《上林赋》，两者内容紧密相连，《上林赋》更是在《子虚赋》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叙述，辞藻更为华美。在这两篇赋中，司马相如创造性地设计了“子虚”、“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个虚拟角色，通过他们之间的问答讨论，既肯定了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倡导简朴生活，同时也颂扬了帝国的雄浑气势，暗讽了帝王和官员奢华无度的生活方式。从此以后，汉代辞赋界纷纷效仿司马相如，大量作品开始围绕国家事务和皇室生活展开创作，这也使司马相如获得了郎官的官职。

公元前年，大将军唐蒙为征服夜郎而在巴蜀地区征募数千兵力，并调动西郡数万民工从事后勤保障，为树立军威，唐蒙采取了残酷手段，导致巴蜀民众恐慌不安。汉武帝闻讯震怒，认为唐蒙此举有失民心，最终派遣司马相如前往巴蜀安抚百姓。司马相如抵达后，撰写了《谕巴蜀檄》一文，向当地民众澄清唐蒙行为并非朝廷本意，并慷慨解囊赠予粮食，有效地平息了事态。

为进一步巩固巴蜀地区对汉朝的归属感，司马相如又撰写《难蜀父老》一文，采用一问一答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少数民族与朝廷和睦共处的益处，从而赢得了巴蜀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有力推动了汉朝对西南边疆的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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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司马相如一度因被指控受贿而遭罢免官职，然而汉武帝深知其才华不可埋没，一年后再次启用了他。此时的司马相如已对官场斗争心生厌倦，除偶与汉武帝一同游猎外，更多时间沉浸在书房研读。当目睹汉武帝沉迷狩猎活动，司马相如适时创作辞赋，以秦二世胡亥的历史教训警醒武帝勿荒废国事，武帝深受触动，愈器重司马相如。当得知汉武帝热衷追求长生之道时，司马相如拾起未竟的仙人题材，倾注心血完成了《大人赋》。

公元前年，司马相如因病重获准回乡休养，不久后离世，弥留之际不忘叮嘱家人将其着作呈献给汉武帝。司马相如遗留下的辞赋共二十九篇，其中《梨赋》、《鱼葅赋》和《梓山赋》仅有题名而无具体内容。明代学者张溥编辑的《司马文园集》收录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为我们保留了司马相如的部分珍贵遗产。

汉代文学中，辞赋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而司马相如无疑是汉赋的杰出代表和奠基人之一。他的辞赋内涵丰富，思想深邃，语言优美，展现出凡的审美情趣，足见他对辞赋艺术的独特理解和深刻洞察。历史上鲜有赋作家能与司马相如比肩，甚至连史学家司马迁亦对他推崇备至，在《史记》中专为司马相如立传，凸显了他在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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