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久,在十方静因院里,大觉禅师怀琏取出所藏至宝——唐阎立本的水官画以及遗著赠予苏老泉。
老泉兴余,专门回赠了怀琏——作了一首后来成为其代表作品之一的《题阎立本画水官》诗。给怀琏的诗作完后,又特命苏轼也依韵和了一首,不难看出苏老泉在教育子女方面言传身教的高明之处。
在京师赁房住下后,闲暇之余,苏轼给远在家乡眉山的好友杨济甫去信叙述了近况。
杨济甫,作为苏轼老家的一位布衣,之所以在此处提及,那是因为在今后苏轼的落难生涯中此人还要数次出场,是苏轼一生中共患难的为数不多的布衣之交。
苏轼在京师的这段时间,业余时间还经营一个小小的园子叫南园。
后来,苏轼去了凤翔任职,苏辙与父亲和一个叫黎錞的渠江(今四川广安市肖溪乡王家坪)人住邻居。黎錞,字希声,两个儿子按当时的习俗,起名分别叫黎俦、黎侁,名字起得也算讲究。
闲暇下来时,在苏老泉的策划下,父子三人把自江陵陆行到京师途中所作的诗赋五十二篇,被装订成册,名为《南行后集》。
由于苏轼去了外地,该集子的引(为避祖讳,不能叫序)就只好让苏辙捉刀了。今天,我们已不能够评论苏辙的“引”水平高低与否,主要是小苏的这篇引文早就佚而不存了。
八月十七,朝廷特派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在密阁考试制科,吴奎向仁宗报送本次“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中王介、苏轼、苏辙的各六篇论合格。
如今再读这六篇论,里面充斥的均是君子小人、仁义道德、孔孟之道一类的软知识(纷然诵说古今),但这也是古代士子对付科举考试的不得不做的基本功。
八天后,宋仁宗亲御崇政殿主持考试。
考官分别为:胡宿(字武平,胡宗愈乃其侄)、范镇(字景仁)、司马光(字君实)、蔡襄(字君谟),闻其名都是北宋的大腕。
苏轼在殿试中进了《策》,答了《策问》,进《中庸论》等二十五篇文章。
这些论大都是按当时的主流观点评论一些历史人物的,里面有一些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殊不知,几百年后苏轼也成了所有知识分子争相品评的对象,也与想当年自己品评的圣人站到了一样的人生高度。
皇榜放出,苏轼得御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三等,从原有的县的副职升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厅事,正八品。
苏辙得第四等,除商州军事推官。对于这件事,恩师欧阳修在给门生焦千之的信中说:“苏轼昆仲,连名并中,盛事!盛事!”。
榜出后,苏轼连忙恭恭敬敬地给这些个考官们上了两份谢表。谢表中说,我敢用我之微躯,自今开始为国家效命,至于别的,我以菲劣之才深感羞愧而不知如何裁决。又说道,我才虽不及,侥幸得到宽容。我不是怀官位和待遇之荣耀,私底下窃笑的不过是遇到了愿意原谅我的人。
古人的这些谦虚之道,我认为有些虚伪了,但苏轼在当时不这样定然也是不行的。
这一时期,苏轼曾去踏访一位京师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听张医师说了一件奇事。
();() 话说河北大饥,有一对夫妇由于不能养活襁褓中儿子,遂弃于道旁的空冢中。荒年过后璐经此冢,想收拾儿子的骨殖,发现儿子还活着。看见父母便爬过来。再看冢中空无一物,只有一孔很光滑,好像常有蛇鼠出入。于是,便抱其子求助于京师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张荆筐说,这是一只千年不吃食物能冬眠的千年蛤蟆在给你儿子发功。按理不用用药,假如此子任凭他不吃食物,长大后不娶妻必定得道。张荆筐先生对苏轼说这件事是嘉祐六年,有苏轼当时做的记录为证。
苏轼同志的一食一笑皆有所记,厉害之处,我们算是领教了!
接着,签书凤翔府判官告下: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随即就又有任命下来,追封苏母程氏为武阳县君。
关于这种封建时代提倡孝行的做法,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至少能让官员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无上满足。
父亲苏老泉此时则与一位叫李育(字仲蒙)的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市南三十四里缑氏镇)人打得火热,常一起交游。
苏轼离京赴凤翔任之前,先作别了好友陆诜。
陆诜,字介夫,余杭人。进士起家,除知延州(北宋延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延安市。北宋初期隶属陕西路,熙宁五年分陕西路为永兴军路、秦凤路,延州隶属永兴军路),入观,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后为了蜀地百姓而反对青苗法。
走之前,苏轼专门到父亲苏老泉寓所向父亲大人辞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