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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陈州之行的怡然自得(第1页)

苏轼认为,自唐代时,唐太宗就开始以重金征集晋人法帖,光二王以下的就有上千轴。这些书法作品中的《兰亭序》被用玉匣盛放陪葬于昭陵,世人再也见不到了,其余的都收藏于皇宫中的秘府内。

到了武则天当政时,被她的两个面首张易之、张宗昌兄弟盗出不少。后来都陆续的流落到民间,后大多都被权贵人士王涯和张廷赏所收藏,所以上面都有着一个“涯”字的印章。后来王涯倒台了,府上被军士们抢劫。可军士们都只看上了用金玉制成的卷轴,而将书法作品剥下来随手就扔了,李驸马家里的这些晋人贴也许就是被军士们扔掉的书法作品。

在京师时,王安石著述了一本《字说》,意欲刊行于天下,在这方面满腹经纶的苏轼当然不会买账。

单纯不买账也就罢了,心直口快的苏轼却要时不时地找茬来恶心王安石一下。其中最为著名的段子就是:

苏轼取笑王安石的《字说》道,如果以竹鞭马为“笃”,那么,以竹鞭犬,有何可笑?

还有,苏轼套用王安石曾说过的话,“鸠”字从九从鸟,自己也算是找到了证据。苏轼戏谑道,《诗经》中说,鸤鸠在桑,其子七也。若是加上他们的爹娘,正好是王荆公所说的九个。

也有说苏轼因为不满《字说》贻害天下,曾找到王安石当面理论过。苏轼举例说,拿“犇”和“麤”而言,牛之体壮于鹿,鹿之奔速于牛。但是,三个牛字组合起来却成了奔跑之意,而三个鹿字组合起来怎么就成了粗壮之意呢?

当时的王安石被问得哑口无言,脸红脖子粗的。

因此,有人推测,后来的党伐之论,越来越激烈。以至于苏轼的黄冈之贬,也许不全是因为诗稿里的攻击,似乎还与苏轼对王安石《字说》秉持不恭敬的态度有着微妙的关系。

苏轼要离开京师了,侄子苏林的寡妻带着两个孩子苏彭与苏寿也同行去了陈州。

宋时自京师开封府到陈州,走水路极为便利。在舟行水上之时,苏轼还不忘作几首小诗以自娱。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苏轼当时的心情还是较为舒畅的,无限的美好生活好像在杭州正向他招手。

到了陈州,除了与苏辙一家的欢聚外,苏轼还拜见了恩师张方平,此时的老张正出任陈州的知州。

在知州张大人府上,苏轼看到了张方平近来读杜子美的诗作,也乘兴和诗一首。

这是一首二十韵的五言排律,苏轼在三十六岁正值壮年,在他的和诗中,苏轼以李太白的古风提唱,用下平四豪这种难韵唱和张方平的这种读杜诗,本身就极有难度。况且,在苏轼的和诗中,能够做到主宾判然,疏密相间,在大量的排比之间,施以流走之法。这样下来,全诗的面目似杜,而气骨却是苏轼的,既有杜子美的步步为营的缜密,又有苏子瞻的句句直下之快意。

“恨我无佳句,时蒙致白醪。殷勤理黄菊,为遣没蓬蒿。”

();()  这种直白通达的诗句,使得后世的苏学研究者纪晓岚先生赞叹有加。纪晓岚评价道:字字沉稳,句句飞动,而结尾蕴藉,此为诗人之笔!

八月初十,苏轼与当时的陈州州学教授试国之四门助教崔度一起对饮于月下。

这时候的苏辙刚到陈州,脾与肺间都有暗疾,正好当时陈州有一道士叫王江,授以道家的服气之法,试后顿觉有效,于是苏辙严加练习,后来竟终身修习不辍。

崔度这个人,精通经史子集,熟知各项事务,就连举荐者韩琦都认为他是个人才。后来,因为崔度被贬谪海外,苏轼还给好友欧阳仲纯写过信,拜托照顾一下仍寓居在陈州学舍里崔度的妻儿。

此时,杭州府过来迎接苏轼的官差还尚未过来,一旦公人过来,苏轼就得立马动身南下。

熙宁四年。

八月二十五,张方平被判以南京御史台(官署名,掌拜表行香,纠举违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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