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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世界番外四(第2页)

这首诗并不短,诗人反复描写那臆想,写那黄衣仙人衣物陈设,写诗人自身惊讶,落寞,又写遇到仙人时心中的激动,到最后梦醒伤神。

当然,这首诗写的尤为隐晦,用词炫目迤逦,写景深幽,如真似幻,扑朔迷离,隐隐有后期某词学大家的风格。在前期,可以说这首诗并不被重视,因为这首诗缺了诗前面的一行小序。

直到五十年前,建国初期,某江南世家之族献了一本保存完好,流传多年的文轩集孤本。

这本文轩集一被献给国家后,就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重视,因为这个版本可能是如今现存最早的版本,十分具有研究价值。

文轩集是萧子瑜的好友沈含山,在他去后,悉心整理,公开刊印的诗集。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过神宗晚年,居然大肆销毁了不少萧子瑜的诗文。

几经波折,遗留下来的诗文越来越少。直到陈朝中期,当时的文人们重新开始寻古,其中晋朝那些文人们的佳作这才大放光彩。萧灵隐的文轩集也因此流传下来。

当然,流传下来的是经过文人们的考证和修订的。

而这首无名的游仙诗便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它本应有的题目和小序。

直到建国初期的献,无名诗的小序才得现人世。

没错,那本年代久远的文轩集中,在无名诗的那一页,多加了小序。

这首游仙诗是研究萧子瑜的诗词中一个绕不出去的谜。

诗奇就奇在这序中,诗本无序,而词有序,作者偏偏为此诗写了小序。

而在印刷刊印过程中,序也不符合常理的保留下来。

正如前文所言,这序中提到了那个字铭章的朋友。他写道“夜深梦醒,忽忆当年与铭章同游之事,久久不眠,遂起,作此诗,皆感怀也。”

这本是很平常的一句话,但和诗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便颇让人觉得惊奇。

首先,这首无名诗十分有特色,与萧子瑜以往的风格迥异,其次,诗中,所用的意象典故,隐隐有抒发感情的倾向,虽写的隐晦,却深刻,他在诗尾,用了常用的竹子意象,却并非讴歌人的品性,反而是表达自身的孤独寂寥,形单影只,悲感伤怀。

诗句之中,有一些尤为生僻的典故,却是写男女之情。

那种求而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凄楚之情,溢于言表。

联系起作者写此诗时,离逝去时还有三四年的时光,加之铭章这个友人的特殊性,让一些学者不禁将部分目光投入其中。

萧子瑜的妻子阮氏早亡,而未续弦,遗有一子名诚,亦是晋朝后期知名的画家。

都说文人风流,但萧子瑜的风流轶事却是几乎没有,若说他对妻子情深意切,倒也没有过多的诗句展露这一点。但在众人的眼中,他似乎是忠贞的,但也似乎是奇怪的。

他很少在诗文中展露自己真正的感情,除了那首游仙诗。

其实,陈朝末年倒曾有个知名文人,年轻时候是个放荡的世家子弟,曾说过一番让人目瞪口呆的话来,他说萧子瑜有所之人,只是如他一般不巾帼而须眉。

其实,倒也有几个相对开明的学者私底下隐隐有所怀疑。海外更曾有个知名汉学家写过一本,名为宠臣与贤相专门探讨萧灵隐和晋慧宗楚宴这对关系密切的君臣。中考证这对君臣之间的相交,梳理了当时的朝政环境,通过几个大事件来描写了这对君臣之间的引而不发的信任。

纵观萧子瑜的生平,可谓少年孤苦,但仕途上却是一路顺风。年少未加冠,便高中进士,更点为状元。初授通判,知青州,后入昭文馆,又三年,授侍郎一职。永安七年,拜中侍郎兼户部尚,同中门下平章事。这时,他才仅仅三十余岁,便已登朝拜相,站在了朝廷中枢,手握大权,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永安是晋慧宗时期所用的年号,晋慧宗姓楚名宴,其人体弱多病,对于朝政大事,随着年岁渐长,很少管理朝事,甚至后期十多年没有上朝。永安的二十三年中,晋慧宗将国事多托于朝中大臣,其中,萧子瑜深受宠信,权威日重。

不少研究萧子瑜生平的人很想找到更多在慧宗一朝的史料,研究萧子瑜与晋慧宗之间的具体关系,但很遗憾,遗留下来的资料大多是官方性的。按理说,晋朝官员多写日记,可是竟然连同时期的大臣的日记里都找不出什么过多的纪录。甚至慧宗的起居录,早已遗失。很多史学家怀疑,这与晋慧宗之子晋神宗晚年的篡改史料事件有关。

没有人知道,他为何这么做。

甚至神宗晚年还销毁了不少萧子瑜的诗文。几乎所有研究神宗一朝的学者,都不会放过神宗晚年这个引发争议的事件。甚至有不少人认为,这是神宗在早年萧子瑜对他的压迫下的触底反弹。

但这种说法无疑是站不住跟脚的。确实,慧宗去世后,神宗上位时,年纪不算很大,当然也不算很小,但国事却依旧仰仗于为宰辅的萧子瑜。而且,神宗对于这位可以说是大权在握的宰相并未有过什么争执,怪罪,或是夺权之意。

相反,从遗留下来的史料中,可以出,他们之间的相处无疑有着一股淡淡的温情,虽一个贵为天子,一个贵为宰辅,相差年岁也有二十多年,但这对君臣之间,总有着师徒之间常人难以言明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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