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太甲之事,若单纯只是高仪有心劝谏他,邀名求直,捞取政治声望,此时他就应该接下话茬了。
可高仪面无表情,显然并非是他有话要说。
等到又一名讲官释经之后,朱翊钧再度叫住了其人:“这位先生是?”
余有丁恭敬有加:“臣,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余有丁。”
朱翊钧又愣了一下。
合着能侍读日讲的人都不简单啊。
这余有丁他知道,其人是十年前,也就是嘉靖四十一年的探花,所谓四一余先生是也。
同年榜眼王锡爵,状元申时行,历史上三人先后都进了内阁,明朝二百多年以来,一甲同为内阁,仅此一科而已,一时传为佳话。
朱翊钧定了定神,开口道:“余探花,本宫又有不解之处。”
余有丁同样进退两难,硬着头皮道:“殿下请说。”
朱翊钧点点头,说道:“伊尹说太甲作为君王‘不义’,所以将他驱逐。”
“余探花,何为君之不义?太甲是做了何事?若是本宫不义,元辅也要将本宫驱逐吗?”
余有丁险些两眼一花,皇太子往日记诵都难,今日怎么还思考上了?
这问题他能答,却不可以答。
他只能言辞含糊敷衍一番:“殿下,臣诠才末学,浅尝答殿下问。”
“君之不义,乃是上背于天,下虐于民,道之弃也。”
“但殿下仁孝至善,心怀苍生,又有众正盈朝,乃有大兴之相,岂会重演不虞之事?”
朱翊钧不由向高仪投向征询的目光。
高仪本是老神在在,事不关己,但此时迎上这道目光,却也不得不答话。
他站起身斟酌了一下,答道:“殿下,日讲课业繁多,时日有限,不妨先诵记下来,等到开经筵时,再听诸学士剖析经典。”
日讲就算了,经筵就至少得高拱或者张居正出面了,届时他高仪是不想干这活计了。
朱翊钧哦了一声,从善如流地点了点头。
余有丁擦了擦额头冷汗,归了班列。
后面几位讲官陆续出列进讲,内容上都大同小异,朱翊钧也真没再发问。
他面上装作认真听讲,心中则回想着,他提起高拱时高仪方才的反应,再度排除了是高拱授意警告他的可能。
那就只剩张居正了!
他尝试揣度张居正的心思与态度。
朱翊钧知道,张居正不能说是一个政客,应该说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他的一举一动,必然是为了他的政治理念而服务。
那么,张居正的政治理念是什么?
是要匡扶社稷,中兴国邦,让大明再次伟大。
即便这位十五岁中举,二十三岁高中进士的神童天才,有着超乎常人的城府与内敛,却也从来不会隐藏自己的政治理念。
嘉靖二十八年,刚入官场的张居正便阐明了自己心志,一道《论时政疏》直达天听。
列举了他认为大明朝最迫切的问题,涉及宗室贵族、吏治选拔、官场风气、地方军备与财政危机。
可惜的是,这道奏疏对彼时的朝局而言,有些曲高和寡。
嘉靖皇帝一心寻仙问道,对治国理政没什么兴趣,内阁斗争激烈,根本无暇他顾。
加之他人微言轻,这封奏疏自然毫不意外地石沉大海。
从此之后他便闭口不言,除了给嘉靖皇帝写写贺表之外,再未上疏点评过时局。
即便心中苦闷,也至多写文章的时候感慨一句“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