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一段至理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就是说,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所能改变的。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的生活才能变得越来越美好。
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因为各种原因,历史的车轮有时也会停滞下来,甚至还会出现巨大的倒退。纵观中外历史,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令人瞠目结舌。
01壹
我们的故事首先从“世界的尽头”塔斯马尼亚岛开始。
1642年,荷兰航海家塔斯曼率领探险队第一次登上澳大利亚大陆东南部的一个岛屿——塔斯马尼亚岛,他们立即被当地土著民原始落后的生活惊呆了。
塔斯马尼亚人没有缝制的衣服,只从事最基本的捕猎活动,使用最原始的粗糙石器,他们的技术甚至比旧石器时代还要落后。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类相比,塔斯马尼亚人仿佛生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
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塔斯马尼亚人在几万年前从澳大利亚大陆迁移过来的时候,曾经拥有“先进”的技术,比如制作骨器、缝制衣服、下海捕鱼等。但在与世界隔绝了几万年后,很多技术逐渐被抛弃和遗忘了。在这个孤岛之上,文明出现了逐渐退化甚至濒临毁灭。
根据考古资料,距今大约5000年前,塔斯马尼亚人大幅度降低了出海捕鱼的频率。到了3800年前,他们彻底停止了捕鱼活动。与之相伴随的是,他们的渔网、鱼叉、鱼钩等捕鱼工具相继失传。后来等到欧洲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会穿衣服了。
再后来,他们在欧洲人的影响下,学习的本能被唤醒了,并很快学会了制作先进的工具。但很不幸,欧洲人带来的病菌和屠杀,让这个民族很快灭绝。
塔斯马尼亚人的悲剧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在地域狭窄、人口规模有限、交通闭塞的环境中生存的民族,很容易失去一些重要的文化和技术,从而造成文明的退化。一方面因为人口过于稀少,技术自我更新的内驱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交通闭塞,很难从外部获取新的技术补充。这样久而久之,必然会导致文明的退化。
后来一些学者把因为封闭环境和人口基数小导致的文明退化和断层现象称为“塔斯马尼亚效应”,或者称之为“孤岛效应”。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孤岛效应”?
一个国家要想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保证正常的科技文化交流,避免自己主动或者被动地陷入“孤岛”之中。在这方面,我国古代的经验和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比如中国汉唐时期即使国力很强盛,也主动寻求对外交流。为此凿通西域,大力开拓丝绸之路,把中国的四大发明和瓷器、丝绸等远播海外,外国的作物、音乐、宗教、香料、工艺品等也传入内地,从而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繁荣。
与之相反的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无许片帆入海”,清朝甚至颁布了让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的“迁海令”。在这种“闭关锁国”的极端政策的影响下,中国渐渐落后于西欧国家,不知不觉中,庞大古老的中华帝国竟然成了时代潮流中的“孤岛”,最后必然被历史的浪潮拍死在沙滩上。
02贰
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欧洲大陆的西部。
13世纪初,世界的东西两端几乎同时发生着足以改变历史命运的大事。在内亚深处,蒙古各部的力量正在整合,漠北草原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蒙古风暴注定要席卷整个亚欧大陆。而在欧洲西部外缘偏僻的英伦三岛上,也发生了一个事件,它看似柔风细雨,但对未来的影响要更加深远。
1215年的6月15日,英国的约翰王在距温莎堡不远的草地上,不情愿的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个事件成为了英国乃至世界改变命运的。
这份协议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大宪章》,它被誉为英国历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限制王权的文件,其中的一些内容后来成为了英国法治的基本原则。现代法治就是从英国《大宪章》那时候才开始出现的。
有人会说,中国古代的法家难道不是世界上最早的法治吗?说实在的,法家学派商鞅、韩非推行的不能算法治,因为他们所谓的法治对王权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有在英国《大宪章》出现以后,法律才能够制约王权,法律变成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使得“王在法下”。
《大宪章》不仅保护了人们的财产权,而且随着议会的扩大,国王不得不让渡财权,英国得以发展出独立而高效的征税体系。《大宪章》在削弱专制君权的同时,使得绝对的权力有了一个对立面,社会可以逐渐摆脱专制权力的控制,从而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
所以说《大宪章》是人类制度史上划时代的深远成就,它完成了一个国家从“王权至上”到“法律至上”从无到有的过程。正因为此,著名学者周大伟认为,从13世纪起,英国就开始了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并为英国后来孕育出自由市场、工业革命、现代政党、宪政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