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春节后,蒙朋友鼓励,决定将手头“四不象”的东西做成长篇,也即现在的《活下去》(2003年9月刊于《钟山》)。应该说,这时的马,是匹野马,这时的我,是个野人,野人骑野马,无拘无束,恣意率性,语言粗砺狂欢,有人说读来如踩鼓点,大约是指有马蹄奔跑的节奏。自己不知是好是坏,姑妄听之,也未开窍。习惯信马由缰,到网络玩耍,做为情绪调节手段。这部长篇几易其名,先是《钱小红》,后是《北妹》,最后发稿才定为《活下去》。此篇完稿后,收不住手(这部长篇写完,我还未有颓然倒地的疲惫),大约是我想下马,而马不停歇,竟一路载我狂奔而去。脑海里跳动的故事与语言,纷纷喊冤叫屈,执意要撞破我的脑门,解脱出来。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某种精神的巅峰状态,也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创作高峰期,据说每个创作者都会有,要牢牢把握,方法自然是一个猛子再扎进去。高xdx潮如此迅速呈现,我也始料未及。把脑海的东西按捺、再按捺,心怀壮烈,从北到南,极为从容地游历一圈,回来开始长篇《水乳》的写作(2002年刊于《收获》秋冬卷)。然而,仅是开头,就改了近百次。朋友闻之,笑道:“就这种态度创作,定能出好东西。”是不是好东西,暂且不提,我只想说,真正具有创作意识,乃从《水乳》开始。撒蹄狂奔般随心所欲的叙述,纵然是快慰的、陶醉的,阅读起来也可以充满快感,但是,当叙述不受拘束,语言不受控制,描写没有起伏、轻重,便会有“泛滥成灾”的不良后果。正如朋友所言,叙述应当懂得“节制”,懂得控制。我曾经谈过,《水乳》写了七八万字后,写不动了。首先是感觉激情不饱满,语言软了下来,脑海失去了想像,没有比喻,迷失了语言方向,对着电脑就犯晕想吐。这个时候,估计是马饿了,马累了,那么,得给它上粮,饮水,闻一闻花草的芳香气息;至于骑士,更是该翻身下马,做徒步调整。若并不急于在某个时辰赶至某个驿站,甚至还可以游山玩水一番,极有可能获曲径通幽之境。《水乳》完稿,给了《收获》,吉凶未卜,在等待音讯的当儿,感叹“写小说真不是人干的活”,真可谓是呕心沥血。写至半途,前瞻后顾两茫茫,总让人有颓然废弃之冲动。现在回忆,仍是心有余悸,既庆幸没有放弃,也庆幸熬过那种苦境。精神状态一松驰,身体毛病便凸现了。坐下来脊椎痛,不敢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夜里十指酸痛难忍,用牙齿狠狠地咬着指头,才能缓减那种来自骨髓的要命的酸痛。此时大约是九月份,我原计划看书休息,过完春节再做创作打算。几乎是强迫性地吃吃睡睡,即便是有创作的欲望,也如挥赶苍蝇般,企图驱逐了事。奈何挥之不去,并且嗡嗡嗡嗡地总在耳边轰鸣,新长篇的想法也突出嘣出来——我想写一个被遗忘的小镇,和那个小镇的人,便有了《火宅》。马激烈奔跑过后,开始徒步,沿着溪流与山道,我的内心里渐趋平和与宁静,失去了痛快淋漓一挥而就的力量,我开始寻找一条坚韧、纯粹的途径。创作《火宅》的过程中,我没有现在,没有将来,只有作品、人物,以及她们悲哀的命运。那种深入灵魂的孤独与宿命,使在创作中的我,一直被阴冷与隐痛所围;那种听凭命运摆布的无奈,使我想嚎叫;底层女性的无知与无助,令我欲痛哭。我保持高度的清醒与冷静,并且节制,让这股巨大的洪流,从狭窄的通道里,缓慢地、坚定的逼涌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火宅》较之先前创品中放笔横扫的大快朵颐,表现得简单、温和了许多的原因。基本上不曾回头省思作品,而是扬鞭,继续起程。一方面固然是时间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觉得作品已经发表(出版),便任凭读者批评,进入市场游戏规则。我固执认为,创作,比创作谈重要;前行,才是目的。与马共舞,不能同臻佳境,便是两败俱伤。让语言站起来2002年年初,无数的语言像苍蝇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乱舞,寻找得以释放的途径,它们默默地用触角抵碰,用身体有力地冲撞,它们散乱无章,甚至冲动盲目。它们需要奔跑。我走路的时候,脑海里的语言便抖落脚下,踩在堆积的语言上,我感觉它们的弹性,柔韧,有时像海草,有时像石头,有时像松软的泥土。它们给我不同感觉的快慰。大概是一个人在陌生城市独处久了,且无人交流的缘故,眼中看到一个人,或一件事,就会像个刚识字时见字就念的孩子,不自觉地开始描述,尤其会去雕刻细节,哪怕是一条皱纹,或者吐痰者的嘴形。有时即便是一个梦,醒来后也会在脑海里开始叙述,自己觉得那时候思维活跃,妙不可言,大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无法控制,于是严重影响了我的睡眠。我似乎是在生活着,又似乎已经从生活中抽身出来。我被这种情绪逼迫,开始“小说”创作。把“小说”打上引号,是因为,我的确不知道小说怎么写。文学刊物我看得少,像看《收获》这样的杂志,也是中学时候的事情,当代小说几乎没有看过。面对当代文坛,更是一片“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知今夕何夕的混沌。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小说,我不得不庆幸与感谢几个优秀的写作朋友,他们有时给我提供创作经验,或者针对我的小说问题具体而谈,使我少走了一些弯路。记得一位写作的朋友说:“小说的语言要求精确,尤其注意不能用成语,因为这些熟语已经是僵化的老死的,由于我们应用和阅读的惯性,它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所指”。朋友的话使我在使用语言时警惕起来,记住了“精确”这个词。另一位朋友说:“语言千万不能疲软,一定要立起来,不能漏气。”我想起韩愈在《答李翊书》里曾写过,“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文的“气”与“言”之论,指的是思想道德修养是为文立言的根本。这位朋友提到的“气”与“言”,也包含“水”与“浮物”的道理。“语言”和“气”是文章的血液。小说里的“气”,应是一种硬朗的、明朗的、准确的、精力充沛的气质,只有不漏“气”,这只语言的轮胎才会圆润,丰盈,并且弹性十足,因而更富有质感、动感与力量。气,是语言不疲软的主要因素。我认为他说的“气”,就是让语言站起来。因此,我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快感》(刊于《芙蓉》2002第四期),语言便有点撒蹄狂奔般的随心所欲,并且闪许多精妙的比喻。对于我来说,这种恣意的叙述是快慰的、陶醉的,有读者说读起来充满快感,但是当叙述不受拘束,语言不受控制,描写没有起伏、轻重,便会有“泛滥成灾”的不良后果。因此又有一位朋友对我谈到了叙述的“控制”,明确提出我在小说创作中,必须懂得控制。我想,“控制”与“气”是不相冲突的,控制大约是离小说技巧又近了一步,更深了一层。之后写了另一个短篇《turnon》(刊于《收获》2002年第六期)。我的小说中有许多比喻。运用精确形象的比喻,也能使语言站起来。余华的比喻是精辟的,如说路上的月光像洒满了盐;博尔赫斯说死,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水中;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里写"感到思念奥黛特的思绪跟一头爱畜一样已经跳上车来,蜷伏在他膝上,将伴着他入席而不被同餐的客人发觉。他抚摸它,在它身上焐暖双手……这只有“神经质的、敏感到病态程度的普鲁斯特”才写得出来;茨威格华丽而充满激情的语言及精彩的比喻让人折服。用形象的隐喻使人想像陌生事物或某种感情,甚至味觉、嗅觉、触觉等真实的基本感觉来唤起对事物的另一种想像,既有强烈的智力快感,也有独特新奇的审美愉悦。我在创作长篇小说《水乳》时,写了七八万字后,写不动了,首先是我感觉激情不饱满,语言软了下来,脑海里没有想像,没有比喻,也就没有了语言方向,如果小说仅仅是客观描述,语言便会变得无趣与枯燥;其次是感觉神经紧崩的状态很累,支撑不住。于是有位朋友对我说,“写到这个字数,余下的,更需要的就是毅力,不要写得太急,适当调节一下”。我歇了一阵,直到感觉重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