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从寿县回到南京,就邀楚文明去见蔡廷祥。
尽管蔡廷祥并不是自已真正的老师,但他照样敬重他,崇拜他。
可是一打听,蔡大师并不在南京,他和着名学者梁思成夫妇去了山西。
梁思成是国学大师梁启超1的大儿子,考古学家,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妻子叫林徽因,同样热爱建筑,研究建筑。两人意趣相投。
还是在十年前,正在美国读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天书”《营造法式》,如获至宝。
正是这本《营造法式》,把他夫妇俩引到了研究古建筑的漫漫征途。
在人们眼里,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民国学人中的神仙眷侣。这对着名的建筑学家,为保护中国古建筑而奔走的故事,对很多人而言,也是耳熟能详。
而蔡大师是梁思成的老师,也即是说梁思成也是柯岩(实际是他爷爷)和楚文明的学兄。梁思成在美国给蔡大师写信,希望回国能和老师一起为保护祖国古建筑贡献出一份力。
这次他们就是偕同前往山西寻找古建筑的。
这是他们宏伟计划中的,希望学界从六个方向研究中国营造:
训诂解释、考据、考察制作流程、考察材料、社会经济状况和外来文化影响。
他的论述代表了中国学界研究古建筑的态度和取向,而他倡导的这六个方向其实正符合伊东忠太对中国学者的界定——“以调查、研究文献为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学者的探索与研究方法。
关野贞、大村西崖、常盘大定等人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伊东忠太更是如此。
因此上,无论年龄、思想还是实践,伊东忠太都是亚洲建筑史界的先行者。
他还是“建筑”这个译名的命名者。
早在1894年他就提议把英语中的architecture一词翻译为“建筑”。
1902年,梁思成一岁时,伊东忠太已经开始了为期三年,横跨中国、印度、土耳其和欧洲的考察之旅,并在四十六摄氏度的高温中重新发现了被遗忘多年的云冈石窟。
等到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时,伊东忠太已经给自己长达二十多年的调查与研究理清了头绪,出版了《支那建筑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调查与记录,乃至对中国建筑史的总结与书写,确实都是由日本学者代劳的。
中国古建筑遗存的状况同样堪忧。日本不乏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其建造时间相当于中国的隋唐时期,而鉴真和尚东渡在日本留下的招提寺更被视为国宝。
相形之下,20世纪初偌大的中国,却找不到一处幸存的唐代木构。
不幸的是,基于多年的考察,关野贞宣称,在日本还有三十多座建筑的历史长达一千年至一千三百年。
而中国和朝鲜都不存在一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
这个判断同样刺痛着中国学人,可是,他们似乎无从反驳,只能感叹世事无常。
在日本人的“挑衅”下,中国学人将纷纷研究从“纸上”转向“地上”,通过实地的田野考察,找寻中国大地上存留的古代建筑,而梁思成与林徽因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蔡大师正是梁思成夫妇的坚决支持者和重要的参予者。
这次,他们就是前往山西寻找唐代建筑。
蔡大师们的山西之行,一直到这年的十月份才结束。
十月底的一天,蔡大师和梁思成夫妇一行回到了南京。而这个时候,柯岩的军训队训练也圆满结束。
知道蔡大师回到南京,柯岩就和楚文明去看望他。
在蔡大师的家里,他们见到了蔡廷祥。
蔡廷祥明显地消瘦了许多,可见山西之行进行的并不怎么顺利。一问,在山西的考察果然无功而返。
于是两个学生就安慰老师,说下次他们再陪老师深入山西,一定会有所发现。
蔡廷祥询问他俩寿县之行的结果,那座李三古堆现在怎么样了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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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gd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gd省j市新会区茶坑村)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bj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着《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着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bj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