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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每一片绿叶（第1页）

每当春夏之际，我常常仔细观察那些躯干粗壮、枝叶扶疏的阔叶树。我发现，从同一棵树上，很难找出两片绝对相同的绿叶。

我常想，只要是绿叶，不管大的、小的，形状标准的、形状不规范的，包括被蛀出了瘢眼的，它们都在完成着光合作用，滋养着树。

望着树冠上的万千绿叶，一股柔情从我心头漾起。我每一片绿叶。

我要介绍你认识一个人。

打这说起吧上学期期终，我们教研组评选优秀教师，一共16个人，按比例可以评出5名优秀教师；发言踊跃，不多一会儿，就提出来9个候选人。

我是教研组组长，评选会由我主持。评议热闹过去了，会场稍显雅静。我用圆珠笔点了点记下的提名，忽然感觉仿佛有点什么欠缺，于是抬头环顾了一下会场啊，为什么没有人提魏锦星的名呢

魏锦星这时正坐在角落里，他和我同岁，今年42了，长挑个儿，永远是个平头，皮肤称得上黝黑，眼窝明显塌陷，高颧骨，厚嘴唇，一眼能出是个南方人。此刻他两肘支在桌上，双手十指交叉，可以清晰地听见他扳动指关节的声响。

我心里动了动。魏锦星任教20年。数学教得呱呱叫，这两年他教的那两个班，期终考试始终名列全年级一二名，还在中学数学教学资料刊上发表了两篇教学经验，把他漏掉可不应该。

“还有没有补充的”我直朝魏锦星坐的那个位置，启发着大家。

组里年龄最大的吴老师，仿佛有点犹豫地开口说“我锦星不错”他举出了几条理由，提名魏锦星为优秀教师。

但是，他发完言，除我而外，却并没有什么人呼应。我想再发动一下，坐在我身旁的圆鼻头小余碰碰我胳膊肘说“抓紧点吧大伙还都有一摊子事呢”

我就宣布散会。魏锦星头一个走出教研组，他抱着一大摞作业本，低着头，神色很不自然。见他这样，我心里挺不是味儿。

人走得差不多了。我问平时跟我无话不谈的小余“你们干吗都不提魏锦星呢”

小余耸耸肩膀说“他怪物”

魏锦星的确怪。

记得我们是同一年分配到松竹街中学来的，当时学校总务处有规定，我们单身教师一律两个人一间宿舍，可是魏锦星一到学校便向领导提出要求“我要一个人住，房间可以比他们小一半。”

总务主任一听就火了“什么要搞特殊化没门儿”倒是党支部记周大姐有肚量，她说“咱们不是有间8平方米的小屋吗就让他住吧，只要他努力工作，把课教好就行啊。”

于是魏锦星住进了那间小屋。

当时，我们十多个从各地大学分来的毕业生都住校，晚上，为备课的事也罢，为闲聊一阵也罢，不免要串串宿舍。

有天晚上，我去敲他的门。他慢悠悠地在里面说“请进。”

我进去了。他桌上摊着、本、数据，显然正在备课。说来也怪，他的屋子那么小，而我环顾之后，却有一种空旷的感觉。他屋里除了小床、桌、架和一个脸盆架外，只有一张直径不超过一尺的铁腿小圆凳，他就坐在那小圆凳上备课。其实，学校里多的是学生坐的靠背椅，他屋里却一把也不准备。

魏锦星见我进了屋，便站起来，客气地问我有什么事。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不过想和他聊聊，找不到小椅子，便去坐他的床，他扽了我袖口一下，指指小圆凳说“这儿坐吧”我不由得坐到了小圆凳上，这才仔细了他的床，啊，盖着雪白的罩单，不但一尘不染，而且平平整整，连一丝皱褶也找不出来。

奇怪的是，他自己也并不去坐床，而是在我面前以稍息姿态站着，双手背到身后，面上挂着客气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我提出什么问题，打算耐心地回答我。

我谈兴全无，便把备课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他呢，俯身到桌上，操起笔为我在纸上边画边讲。我得承认，他讲得很认真、很细心，对我确有启发，但是，讲完了这个，他便直起身来，又无话了。我当然只好告辞。

一个月以后，再没有人去敲他的门，因为大家都遭到了和我差不多的“礼遇”。小余揶揄地说，真该在他的小屋门口贴上副对子“游人止步”、“闲人免进”；横批“怪人居”

魏锦星在教学上显然比我们教得更好一些，像吴老师那样的老教师听完他的课，经常当着我们的面频频赞扬；学生也反映他讲课清晰易懂，“没有一句废话”。他一样给学生补课，一样找学生谈话，只不过绝不把学生带回宿舍，他安排的地点不是教室就是教研组。到了夏天，有时干脆就在操场边、树荫下。

魏锦星那小小的宿舍渐渐显得神秘起来。不久就传出了一个秘闻，说他那桌有三个抽屉，其中一个抽屉说空也空，说不空也不空，总之非常非常奇怪那抽屉底上，搁着一张同底面积差不多相等的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微笑的姑娘的大头这秘闻发源于小余，小余自说是有一天晚上备课，因为实在得用一本习题集，而这习题集只有魏锦星才有，所以不得不去敲魏锦星的门。魏锦星爽快地把习题集借给小余以后，便提上暖瓶，准备去打开水，他侧身让小余出了门，待了一会儿，这才朝锅炉房而去；小余回到自家宿舍，还没坐下，就发现钢笔不见了，他想也许是落在了魏锦星桌上，便跑去找；魏锦星打开水还没有回来，小余在桌上没找见钢笔，便顺手拉开抽屉找了一遍当然，钢笔最后是在小余自己的桌下面找到的，不过，魏锦星抽屉底上的大照片的事儿，从此也便暗暗地传布开了。

“真想不到，魏锦星倒走到咱们头里去了”小余这样议论过，甚至注意过邮递员搁到传达室的信件有没有用娟秀的字体写出“魏锦星亲启”字样的来信但是，小余的这种多余的好奇心，慢慢地也就无法维系下去了，因为，我们住单身宿舍的其他同伴们先后都结了婚，搬出校外成了家。小余也有了女朋友，而魏锦星却依然是一个人住在那间8平方米的小屋中。

岁月，随着一节课又一节课的铃声匆匆消逝，“魏锦星是一个怪人”的判断，随着每日粉笔灰的扬起与飘落，在我们的心目中巩固下来。不过，在工作上魏锦星同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几乎没发生过什么值得一说的特殊情况。

然而，除了每日的教学工作，我们还有另一种生活，就是所谓政治生活。渐渐地，政治生活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位置也越来越高。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教学工作似乎并不能算是革命，我们如果要革命的话，必得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开政治性会议、听别人发言、自己发言、写大字报、大字报、揭发别人、检查自己、搜索5、保住自己在95中的位置渐渐地，魏锦星的日子便突出地难过起来。

记得那是在1964年夏天。正是“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搞得热闹的时候，教师团支部搞起了整风活动。我和魏锦星那年都已经28岁，参加完整风也就该办退团手续了；过罗筛般的整风整到魏锦星头上时，小余那时候他正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在时代气氛的熏陶下，充满了在一切一切方面推进革命化的狂热放了头一炮，这一炮不但把魏锦星打得面色惨白，而且，也使全场为之一惊

“魏锦星同志的精神状态与火热的革命时代格格不入，请他向同志们交代一下自己的阴暗心理”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魏锦星身上，记得那天他独自坐在会议室的一把破旧的沙发椅中，蜷缩着身子，沉默了足足两分钟，才笨拙地辩解说“我没有什么不革命的心理啊；当然，我有缺点可是，不阴暗”

如今回忆起来，真是难以解释。小余的那一炮明明武断之极，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缓和气氛，就是我自己，也在几位同志发言附和小余之后，沉不住气地表态说“我们应当在一切方面实现革命化，堵塞一切通向修正主义的管道；希望魏锦星同志在八小时工作之外，不再保留个人的自留地”当时会场上一派严肃气氛，仿佛中国之是否能够防止变修，全系于魏锦星能否改变他的脾性。

这次整风很有成效，有的同志被整掉了说话喜欢艺术夸张，富于幽默感的习性这种习性被上纲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些同志在“革命化”压力下戒掉了围棋，卖掉了吉他，收敛了哼唱铡美案的歌喉被表扬为“交出了思想领域中的自留地”；我也被整得生怕和“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沾边，努力鞭策自己用“事事离不开阶级斗争”的眼光去待一切尽管我们不可避免地仍有着各自的某些非规范性的特点，但都自觉地将这种特点压缩，藏掖到最高限度。只有两个人变化不大，一个是小余，因为他的偏激和好斗似乎堪称规范，所以毋庸有所变化；另一个便是魏锦星，他背负着冷眼与误解，依然是那样勤恳地工作，依然是那样一种生活方式

1966年夏天到了。突然大家都掉进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炽热旋涡，连小余也未能例外。一时间校园里处处贴着“小将”们用最极端化的措辞写成的大字报，不仅是贴在墙上、门上、讲台上、黑板上，甚至还贴在教师们的办公桌上、座椅上乃至于脊背上。

一开始，魏锦星当然绝非是横扫的重点，但是，也不知应当解释为偶然还是必然，他很快地被卷到了旋涡中心。事情是这样的

那一天，在大操场上批斗党支部记周大姐，戴高帽子、挂黑牌不算，还要当众剃什么“阴阳头”。我们全体教职工被集中在会场最前面，以备随时从中揪出“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押上台去陪斗，因此，个个忐忑不安，在烈日的炙烤下，热汗和冷汗浃背交流。小余低头坐在我身旁，连嘴唇都吓白了，显然，他比我们更加痛苦，因为万万没有想到，他也一样被扫到了“右”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