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家的事情只是一段插曲,他们在沛县也只是过客。
休整之后,还是得向着目的地出发。
这一段送信的经历虽然已经告一段落,可对于祝英台来说,却点醒了她许多以往不曾、也不敢去想的事情。
在离开会稽学馆之前,祝英台大部分时间都期冀着自己能获得独自求生的能力,然后傍上一条大腿,能跟着大腿在后面分分红,自己安心的做个富家公就可以了。
要是有得顺眼的人,就谈个恋,没有志同道合的,不婚也不是不可以。有余力就行个善,没余力就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
这便是胸无大志的祝英台对自己还算不上“计划”的未来做出的一点稍显幼稚的规划。
这么不成器的规划自然是幼稚的,一个穿来没多久,活动地图只限祝家庄和会稽学馆,连社会新鲜人都不算的祝英台,能以自立为第一目标已经算是还有点靠谱了。
她死活要跟着马文才出来,也无非就是想南梁的社会环境能容纳她做到哪一步,她又能做到哪一步。
可这一步跨出来后,她却开始后悔了。
这样的社会形态,完全让她找不到可以突破的出口。
她来自现代,即便她来的那个世界社会阶层也开始渐渐固化,难以打破其中的藩篱,但人和人之间还是维持着最基本的善意的。即便是人治大于法制,但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间相处,依旧还是相信法律。
即便是穷人和富人之间,也绝没有我啐你一口我就要被拉出去抽二十鞭子,也绝没有穷人欠富人钱不还,街坊邻居也要跟着连坐的事情。
庶人和士人的区别不仅仅在于身份的相隔,更多的是价值观和多年来生活习惯造成的隔阂,即便是梁山伯这样庶人中的佼佼者,也有太多祝英台根本接受不了的东西,远的不说,祝英台就完全无法接受梁山伯五六天都不洗一次澡的习惯,更别说其他普通庶人的生活习惯更差。
在她的世界里,哪怕是班上最穷困的学生,那也是九年义务教育加数年的高压教育教导出来的,即便不能如同城中物质丰富的学生一样获得更多的资源,可祖辈们刻在骨子里要“出去”,要“读”,要“上进”的烙印会促使他们不停向上,随处可见的报纸杂志籍和新闻能开阔他们的眼界,他们也许在物质上输给别人,可很多时候在见识和思想上并不弱于任何人。
他们也知道礼义廉耻,哪怕最无耻的人,在现代文明下,也会用各种礼仪规范掩饰那种赤裸裸的恶。
恶人依然还有,受到多少教育却还完全不顾廉耻的人也有,可和庞大的基数比起来,毕竟不是多数。
但这个世界的庶人,就是庶人。
无论祝英台再怎么不愿意相信,再怎么觉得这样说自己心里很不舒服,可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的庶人,根本就不值得很多人的同情。
在大多数是还在为着生存需求里最基本的那一层在奔波时,为了活下去就要付出一切,为了争夺那一点点资源,是没有什么“尊严”和“廉耻”可言的。
要活,要占便宜,要不择手段,仁义道德是什么能换成吃的吗
这几乎是一群靠着本能在活的人。
有时候祝英台在拼命的回想唐宋盛世,想着那些古装剧里衣冠楚楚的生如何风流潇洒,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一日踏遍长安路,那些古装的丽人又是如何的妩媚多情,怀抱着一支琵琶就能歌遍桃花。
有的,有那样的盛世,却不在此时。
在这个连科举都没有的时代,即便开设了五馆这样值得让所有寒门努力一搏的地方,能从这里出头的人,一个都没有。
是的,祝英台问过了,从天监四年开始开设五馆,这十几年来的学生已经何止万人,精通五经能够明经对策的惊才绝艳之士也不知出过多少,可由明经射策入仕者一个都没有。
从五馆走出去的学生,至今没有一个官位达到过五品,连拿出来作为五馆名头的没有几个。
在这种情况下,寒门上升的路径靠读几乎根本没用,反倒是每到打仗之时,乡野中最心狠手辣的那一群武勇之辈能够立刻翻身,以低级将领或乡军的身份得到身份的提升。
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部分普通的百姓情愿让孩子在乡野中好勇斗狠,也不愿让孩子去学读。
读无用论几乎成了庶人中的主流,识字的沦为吏官,乡野间像是吴老大、田老二那样狠到能对自己下刀子的人,却能顷刻间就聚集起一批亡命之徒。
在许多庶族的眼里,这才是能人。
识字有礼
大概也就在名望上好一点,但对他的境遇没有什么更大的好处。
梁山伯过的如何就知道了,再会稽学馆里一群已近二十却还没有成家一直在五馆读的。
如果读人真的受到追捧,又何至于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