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四艘战列舰同时完成了全速转向,航速还没有降低到十八节,四艘战列舰上的三十六门四百毫米口径主炮就再才发出了怒吼。
十八节,是“皇帝”级战列舰在雷达指引炮击时,确保命中率在一成以上的最大航速。前提是,交战距离在二万米之内。转向之后,编队最前方的“太宗”号与一号目标舰的雷达测量距离为一万七千五百米,且正好位于一号目标舰航线的顶点上。“太宗”号与“仁宗”号的间隔距离为十链,“仁宗”号与“太祖”号的间隔为二十链,“太祖”号与“宣宗”号的间隔距离为十链,因此“宣宗”号与一号目标舰的距离大概是一万九千米。
正好,四艘战列舰与一号目标舰的距离都在二万米之内。
可见,祖寿清对转向时间的把握相当精确,以舰队的尺寸来衡量,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毫厘不差”。
在这个距离上,不管是日本海军的十四英寸穿甲弹,还是十六英寸穿甲弹,对四艘“皇帝”级战列舰都没有多大的威胁。相反,四百毫米重型穿甲弹在这个距离上不但可以轻易砸穿“扶桑”级战列舰两层加起来厚度都不超过一百七十毫米的水平装甲,还能轻易的砸穿“长门”级战列舰一百八十五毫米厚的水平装甲。
更重要的是,战列舰在雷达指引下进行炮击,对炮手几乎没有个人素质要求。
这一功劳,肯定应该记在白佑彬的头上。
“大东海战”之后,虽然白佑彬当时还不是快速战斗群的作战参谋,但是作为“太祖”号战列舰的枪炮军官,他也有义务总结战斗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顺理成章的,白佑彬最重视的就是炮战中炮手的表现。
作为学枪炮专业出身的军官,加上在“秋波”号上近三年的磨练,白佑彬知道,一名真正优秀的炮手不但要有数年的服役经历,还要有充足的训练,以及大量实战的磨练。而这些,在战争初期都是不具备的。
也就是说,通过提高炮手素质来提高战舰的炮击效率,在当时难以奏效。
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提高炮手素质,又要提高炮战效率,该怎么做呢?
这时,白佑彬想到了他在“秋波”号上搞的训练。虽然当时雷达还没有正式装备帝国海军(直到现在也没有装备驱逐舰),但是白佑彬早在军校学习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种新研制的探测与测量设备的重要性。
能不能通过雷达来提高炮战的效率呢?
说白了,炮手在炮战中起到的最关键作用就是准确的判断敌舰的方位与距离,然后瞄准敌舰,将炮弹打出去。也就是说,除去装填作业外,战斗中,炮手就是火炮的眼睛与大脑。以当时的技术条件,炮手作为火炮的“大脑”这个角色是不可能被其他设备取代的,可是作为“眼睛”的这个角色是可以取代的。
那就是雷达。
雷达可以通过回波方向测定目标的方位,并且通过回波间隔时间测算出目标的距离。
另外,以前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测距仪测出的方位与距离数据不会太精确,而且信息传递到炮手那的时候,会出现一定的间隔时间,目标的准确距离与方位也随之改变。这样,就得靠炮手的经验,也就是常说的素质来弥补这些问题,从而使炮手的素质显得极为关键,甚至成为了炮击命中率的首要因素。
如果炮手在收到炮击参数之后立即开火,就能缩短间隔时间,从而降低误差。
正是从这个思路出发,在成为了快速战斗群作战参谋之后,白佑彬在祖寿清的默认下,对舰队的炮战战术做了新的修订。
因为当时各艘战舰都没有完善的射击指挥系统,即没有火控雷达,没有火控通道,炮手不能直接获得雷达测量出的目标数据,所以白佑彬在舰队推广的战术只适合远距离炮战,特别是夜间远距离炮战!
按照白佑彬的战术模式,雷达测出目标数据后,将同时转交给枪炮长与主炮班组的枪炮军官,在枪炮长决定是否开火的时候,枪炮军官为主炮装定射击参数,随后在枪炮长的命令下统一开火。
这样一来,一方面要求枪炮长统一指挥火炮(至少是主炮),另外要求各班组的枪炮军官提高素质,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测算出炮弹飞行所需的时间,目标在此时间内移动的距离,也就是计算出提前量。另外,枪炮军官不能凭个人判断擅自改动炮击参数,更不能主观臆断目标的运动情况!
因此,这种炮击战术将人为干扰因素降到了最低限度。
如此一来,就只能通过火力密度来弥补可能出现的偏差,从而要尽量做到全舰主炮同时开火。
前往开普敦的路上,白佑彬想方设法的让四艘主力舰,特别是“仁宗”号与“宣宗”号上的炮手进行训练。在经过马尔代夫群岛南端的某座无名荒岛的时候,还打掉了上百发炮弹,以次检验白佑彬的新炮战战术是否有效。
结果是,祖寿清全盘采纳了新战术,并且要求四艘战列舰枪炮部门的官兵加紧训练。
现在,轮到用实战来检验白佑彬提出的新炮战战术了。
当炮击的轰鸣声逐渐散去,炮弹划破漆黑的夜空飞向日本战列舰的时候,白佑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即便训练与实际测试都证明了该战术的有效性,可是在炮弹击中敌舰之前,白佑彬仍然有点忐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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