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他们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从前那间房子充满了喧哗——留声机上唱着卡门麦兰达的
巴西情歌,学生们动不动就摔碗骂厨子。现在这里躺着三十几个沉默,烦躁,有臭气的人,
动不了腿,也动不了脑筋,因为没有思想的习惯。枕头不够用,将他们的床推到柱子跟前,
他们头抵在柱子上,颈项与身体成九十度角。就这样眼睁睁躺着,每天两顿红米饭,一顿
干,一顿稀。太阳照亮了玻璃门,玻璃上糊的防空纸条经过风吹雨打,已经撕去了一大半
了,斑驳的白迹子像巫魔的小纸人,尤其在晚上,深蓝的玻璃上现出奇形怪状的小白魍魉的
剪影。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
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二十三号要屎乒。(“乒”是广东话,英文Pan的音
译)”或是“三十号要溺壶。”我们坐在屏风后面看书,还有宵夜吃,是特地给送来的牛奶
面包。唯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
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
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
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
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
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
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点钟,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烧牛奶,老着脸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过病房往厨下
去。多数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睁睁望着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为美丽的。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
锅上腻着油垢,工役们用它煨汤,病人用它洗脸。我把牛奶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
焰中,象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踪
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只白蜡烛,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
猎的兽。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
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
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念日文。派来的教师是一个年轻的俄国人,黄头发剃得光光地。上
课的时候他每每用日语问女学生的年纪。她一时答不上来,他便猜:“十八岁?十九岁?不
会超过廿岁罢?你住在几楼?待会儿我可以来拜访么?”她正在盘算着如何托辞拒绝,他便
笑了起来道:“不许说英文。你只会用日文说:‘请进来。请坐。请用点心。’你不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