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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分说,我就被带到一张办公桌前,一个年轻得像刚取下红领巾的姑娘板着脸对我说:“你谈谈情况吧。”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谈了。她听着听着咬起了指甲。听完之后她问我:“这么说是你的玩忽职守罪却抓了李剑辉,是吧?”
我起身告辞了。看来只有接待员还同情我,我请她告诉我真实情况:我到底能不能在这里请到名律师?我摸了两盒烟放在她抽屉里。她说:“没希望。这么一桩小事,当事人又没来头。”看我茫然的样子,她给我指了一条路:委托法院推荐律师,这样至少不会上些业余律师的当。
我真不愿意再去法院,但在一连串的碰壁之后,我硬着头皮又见了瘦小苍黄的庭长。我尽量放低声音,求他不计前嫌。但他还是用一个个十分合理的理由拒绝了我,言下之意责备我在多管闲事。最后他说案子拖了不短的时间,很快就要开庭了。
我从法院出来,一路将沙石踢得乱飞。一辆自行车从我身边骑过去又弯了回来,女法官拦住了我,对我微笑。我没对她笑,我已经没有笑了。
她说:“别泄气。找找你们医院领导,组织出面比个人有力量多了。如果李剑辉的确是工作一贯认真负责,这次只是个失误,你们组织可以拿出一份材料配合我们办案。哪有组织不相信组织的呢?我们之所以逮人,也就是因为死者厂里、妇联、团委等组织都来了材料强烈要求,公愤太大嘛。关键是你们医院态度要鲜明。”
我说:“谢谢!”
原来官司还可以这么打,那就再试试吧。
我回到院里,找到院长大谈一通。我像回到娘家,尽情倾吐了在婆家受的欺侮,一心指望娘家的人会拍案而起,替我出口气。谁知院长一句话就堵死了我。
“作为一级组织,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写任何不着边际的证明材料,以免干扰法院的独立审判。对吗?”
他还彬彬有礼地说:“你呀,太冲动了。我们要相信法律呀。只讲义气怎么行?”
一股凉气顺着我的腰椎往上冲,我的手脚都发麻了。苍天有眼!让他的女儿再怀一次葡萄胎吧。去年这个时节,剑辉得重感冒在家休息,院长冒着大雨亲自登门请剑辉为他女儿做手术。剑辉二话没说就上了手术台,做完手术,她都要虚脱了,躺在急诊室输液。我说:“剑辉,你可学会做了。”
“什么呀!”剑辉说,“院长是信得过我这双手,这叫报知遇之恩。”
我感到我们被人欺负了。谁欺负了我们我说不清楚,但被欺负的感觉是这么强烈。我只不过想请个好律师,剑辉有权得到辩护。我愤怒地下了决心,我要求遍我所认识的人,我愿挤遍全市的公共汽车,我舍得花掉我全部的积蓄,也要找一个能给我指点迷津的行家,把这场官司打到底!
曲曲折折,反反复复,我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人。他也是个法官。自称姓贾名方。我明白这是一个假名。他说第一我不会去为你开后门,第二我与你谈话的身份不是法官。
我说我懂。他说你详详细细谈谈情况。
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连剑辉平日的为人也谈了,他听完朝我作了个会意的苦笑,我的泪水差一点就滚出来了。
贾方说:“我谈三点。”
“第一,不要指望你们医院了。法院办案有一条原则是相信和依靠基层组织和群众;另外也有一条:法院具有独立审判权。你们院长显然是个老滑头,他用了后一条对付你。你何必还在他们身上花精力。”
我说:“那我怎么办?”
“你别着急。我说第二点了。你要分析对方。既然李剑辉不构成犯罪,可怎么立案抓人了?这就证明死者家属很老辣,懂得利用妇联等组织的力量,很有可能在法院也找到了熟人关系。”
“法院也……”
“哪个行当都不是真空。不过我只是假设。从不涉及司法界的一个工人能这么有步骤地打官司一般是有内行为他参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