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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宫里头的美妇人郑袖并没有料到太子横即顷襄王会提前两日回国的。作为先王之妃,郑袖总不免在宫中自我压抑,寡言少语,装束凝重。太子横出国三日的消息传来,郑袖便想趁这时机轻衣薄裘,在楚宫的大花园里散散心。
郑袖身边有一女官名若。若一直暗恋太子横,曾几次三番找借口要到太子横身边去工作,但都被郑袖拒绝。由于若相貌平平,只是有些小小的机智和刻薄,郑袖便万没想到若是在恋着太子横,以为若不过是不愿以自己平常的姿色混迹于这一群千娇百媚的宫女中罢了。郑袖总是觉得相貌平庸的女人很可怜,在男人那里做事少不了让他们当笑柄,因此才留若在自己身边,也好庇护她,这本是一片好意。郑袖哪里知道若虽为女官,知书达理,却偏偏对自己没有个公正的估价。若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相貌平庸,她认为,宫女们的评说,无非是她们嫉妒她,而郑袖的那种美丽又过分呆板,不过是先王好这一口罢了。若对自己的气质风度和穿着打扮有绝对的把握,如果她能够让太子横经常看到她,她肯定能赢得太子横。她的模样多么有特点,多么洒脱飘逸啊!
若恨透了郑袖。若暗说:你是太子横的长辈了你还想得鱼水之宠吗?你得不到的就要让天下最美好的女子也得不到吗?真是最毒莫过妇人心啊!
若把仇恨埋藏得很深很深,一直在寻找机会打击郑袖。郑袖对此却一无所知,毫无防备。这天郑袖轻衣薄裘来到楚宫大花园之后,方知若还安排了这么一个节目:以轻歌曼舞的形式吟诵屈原的诗歌《湘君》、《湘夫人》和《山鬼》。郑袖心里暗自吃一惊,本想取消这个节目,但一想若来宫中不过三五年,哪里会知道屈原当年与她的那份恋情呢?除了先王楚怀王有所察觉,郑袖认为只有她与屈原本人才可能感知那份哀婉的情意。因此郑袖以为自己还是不要此地无银为好。若喜欢读书,她不过是崇拜屈原的诗才罢了。再说,郑袖从心底深处是想听听屈原为自己而写的美丽诗篇的,多美的诗歌多深的思念多苦的期待啊!
郑袖听着看着,感触万端,不禁联想到先王当政时期楚国的强盛。而今战争连绵,先王的仇恨未报,屈原被黜,自己人老珠黄,楚国的国势日渐式微,将来的前途凶多吉少……郑袖想到这里,情不自禁,走下绣椅,轻舒罗袖,噙着泪花,歌舞起来。
若让这段歌舞反反复复地循环,让郑袖深深地进入她的角色,若趁不备朝她的心腹宫女使了个眼神,这宫女便急急去请留在宫中的上官大夫。
凑巧的是上官大夫称病不肯前往,而顷襄王却在这一刻回宫来了。
顷襄王只要灵耳陪伴,在花园的一座凉亭内静静坐着,不动声色地看着郑袖歌舞。遗忘了十几年的屈原顿时生动地浮现在了顷襄王的眼前。顷襄王问他身边的灵耳,你知道她们唱的什么吗?
灵耳说:不知道。
顷襄王说:你听说过一个叫屈原的诗人吗?
灵耳说:没有。
那么你从来没有读过诗书喽?顷襄王说。
灵耳吓得跪倒:是的小人没读过。
顷襄王说:很好。他又说:你能杀人不见血也不见尸吗?
灵耳说:当然能。
好吧,顷襄王说,如果没有你我还真不敢处理这个人。我不想引起楚国上下的骚乱。
灵耳说:我明白了。
谋杀进行得非常准确和麻利,体现了职业杀手灵耳的一贯作风。五月的一天,灵耳的小舟终于发现了屈原的船。屈原本来是到汨罗江的对岸去采蒿的。胡老头感到小舟来者不善,便拼命划桨,企图逃离它。但破水而来的小舟还是追上了破旧的渡船。灵耳一箭射中了胡老头,胡老头负箭翻入水中,灵耳跳上渡船,将手无缚鸡之力的屈原一掌击昏,然后装进麻袋,用绳子紧紧缚住袋口,将麻袋投入了江心。
胡老头凭着他良好的水性,大难不死,抓住一节树桩漂流了回来。遗憾的是,文子和胡妻始终理解不了胡老头用原始的哑语述说的屈原被谋杀的经过。无法沟通的痛苦加上伤痛加上对屈原的怀念,胡老头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昏迷状态。文子根据自己遇上挫折就想自杀的心态,又看见了屈原刚刚完槁的诗作《怀沙》,里头有一句说:向江中忿然跃去啊,好拥抱那柔软的泥沙。文子认为自己明白了:屈原是投江自尽了。
胡老头对文子的蒙昧不再抱幻想,他到厨房里反复启发他的妻子。胡老头抓了一把白米塞进竹叶里,然后用麻绳扎紧了往水里一扔。胡妻半晌才作出了一个判断,她说:你想吃这么一种怪东西?
胡老头悲哀之极,颓然垂下了头。
胡妻点火煮熟了丈夫用竹叶和白米包扎而成的食物。她剥开一尝,这种食物果然别有风味,非常好吃。
结果,文子关于屈原自杀的结论宣告成立。由此他成为了研究屈原的专家,受到顷襄王和郑袖的接见和奖赏。
每年的五月初五,胡氏夫妇必定煮了用竹叶和白米包扎而成的食物(后来他们把这种食物叫粽子),划着两条船,到江中你追我逐。对于胡老头,这种形式是他对历史真象的永远的诉说。而对于胡妻和广大的百姓们,这无疑是一种有吃有玩的类似祭祀的活动。后来,它日益深入人心,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节日。
在汨罗江这片缓缓流淌的大水里和浅灰色的雾气中,历史简单地归结成为一个诗人因悲愤而自杀和一个民间的节日。
这篇小说是由楼下一邻居来借试电笔而引发作成的。他看见我家挂有一幅《屈原投江图》,便与我闲聊,大发议论起来。他说:你凭什么断定屈原是投江自杀的?他以当代人的思维方式解析了屈原一番,认为屈原要自杀也应该是在被流放之初,而不会是在十余年后生活宁静、创作旺盛的时期。之后,他又以现代侦察学的理论来推理了一番,给屈原之死下了一个被谋杀的结论。并且还说,有报纸上的文章支持他的这一观点。我也相信,历史常常是无法保持它的真面孔的。于是得了这一篇小说。
一九九四。七。三十于武汉
说与读者
这一卷里的作品,对于我来说,有两个重大的意义。一个:它反映了我写作生涯中的一次巨大的变异。到一九八七年为止,我已经坚持了八年的业余写作,而对文学创作的热爱远远不止八年。但是,我以为我的起点并不高。时代给予我的文学创作方面的启蒙教育仅仅是八个样板戏。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绞尽脑汁用“三突出”的创作手法寻找高大的英雄,美好的情操,浩荡的正气。今天我回首一看才明白,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一种富有个性无可师法的学问,即便有法可循,法亦无边。试图用某种形成了规则的方式去生产它,那就是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