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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2页）

我说：“不吃。再见。”

这次我能肯定我的钥匙没丢而他把钥匙丢失了。

我立刻着手办明天离京的火车票。

毛同志陪我和票贩子老赵谈买黑票的勾当。我们三个人都坐在招待所肮脏的沙发上，面对从不走动的世界各国时钟。老赵长一北方男人的大脑袋，留寸头，齆着鼻子说一

口老北京话，满口舌头乱卷，句句理直气壮。找老赵买票的规矩是必须事先交纳手续费。到武汉的当日硬卧票，手续费五百元人民币。次日票，三百元。提前三天订票，一百五十元。提前一星期，一百元。

我说：“我要明天的。”

老赵说：“先交三百，明天按票价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毛同志说：“你不能便宜一点吗？”

老赵说：“大婶，您当这是菜市场买萝卜大白菜？”

我说：“三百就三百。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把钱给你你一去永不回，我上哪找你？”

“这好办。我不收这钱。”老赵拉过服务台里面的小姐，说：“把钱押在她这儿行吧？”

老赵就是招待所总服务台介绍给我们的。我当即数了三百块钱交给了小姐。我让小姐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我收拾好了一切，坐在房间，专等票来。第二天毛同志出去买医疗器械，中午特意赶回招待所，说要送我。

中午老赵没来。来了个电话。

“票实在太难弄了。北京在开‘两会’呢。还要票吗？”

“当然要。”

“要明天的吗？”

“是的。”

“那手续费还是三百。今天我白跑的车马费就算了。”

“好吧。”

我拿出毛巾抖一抖又挂在卫生间。岁月开始显得无限漫长。

又一天中午时间到了老赵没来，又是一个电话。与昨天内容一模一样的电话。

第三天中午还是一个电话。要明天的票吗？要！那就还是三百。票太难了。北京在开会！

第三天我和毛同志预感都不好。毛同志因此没出去办事，陪着气疯了的我。

“北京人怎么这样！北京人怎么这样！”毛同志反复念叨着这句话，蹙着眉在房间踱来踱去。我躺在床上，两眼望天，用脚趾甲狠狠抠墙纸，恶毒的报复念头满脑瓜乱转。

第四天上午老赵来电话了。他说有了明天中午的票。请带上票钱到火车站广场西侧报刊亭去，有人会给票的。

我翻身起床穿上外衣准备去取票。毛同志喝住了我：“等等！这里头有阴谋诡计。”

“不会的。他们不会不给我票。”

“不是。我是说你实际上是向老赵提前三天订票的。手续费应该一百五十元。老赵为了多赚一百五十元，老骗你说在买明天的票。”毛同志站起身来，眉头展开：“现在事情明朗了。老赵只可能三天后有票，可他用计让你多掏了一百五十元钱。”

“对。”我也豁然明白。不就是想多赚几个钱吗？请直截了当推心置腹说，我可以给。反正也不是我的钱。何必害人苦等三天。白了多少少年头！

“好狡猾！”毛同志感慨万千，说：“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在首都北京发生的事啊！毛主席如果九泉有知，只怕要从纪念堂站起来哟！”

我与毛同志是两种思路。她是以小见大，忧国忧民。我却是不论是与非，只想到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寸土不让锚株必较。

“走。”毛同志勇敢地挺起胸脯，挽起我的手臂。“我和你一起去车站。我倒要看看这些贩子什么嘴脸。”

“不。”我使劲摇头。我告诉毛同志：“我不愿意善罢甘休。我这次来北京太难受了！”

“我们报警？”

“私了。”

毛同志惊诧得拍了一声巴掌。“莫搞莫搞。小眉，你人生地不熟又是个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