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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杂学(第1页)

小时候读《儒林外史》,后来多还记得,特别是关于批评马二先生的话。第四十九回高翰林说:

“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又第十八回举人卫体善卫先生说:

“他终日讲的是杂学。听见他杂览到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这里所谓文章是说八股文,杂学是普通诗文,马二先生的事情本来与我水米无干,但是我看了总有所感,仿佛觉得这正是说着我似的。我平常没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就只喜欢涉猎闲书,这岂不便是道地的杂学,而且又是不中的举业,大概这一点是无可疑的。我自己所写的东西好坏自知,可是听到世间的是非褒贬,往往不尽相符,有针小棒大之感,觉得有点奇怪,到后来却也明白了。人家不满意,本是极当然的,因为讲的是不中的举业,不知道揣摩,虽圣人也没有用,何况我辈凡人。至于说好的,自然要感谢,其实也何尝真有什么长处,至多是不大说诳,以及多本于常识而已。假如这常识可以算是长处,那么这正是杂览应有的结果,也是当然的事,我们断章取义的借用卫先生的话来说,所谓杂览到是好的也。这里我想把自己的杂学简要的记录一点下来,并不是什么敝帚自珍,实在也只当作一种读书的回想云尔。民国甲申四月末日。

日本旧书店的招牌上多写着和汉洋书籍云云,这固然是店铺里所有的货色,大抵读书人所看的也不出这范围,所以可以说是很能概括的了。现在也就仿照这个意思,从汉文讲起头来。我开始学汉文,还是在甲午以前,距今已是五十余年,其时读书盖专为应科举的准备,终日念四书五经以备作八股文,中午习字,傍晚对课以备作试帖诗而已。鲁迅在辛亥曾戏作小说,假定篇名曰“怀旧”,其中略述书房情状,先生讲《论语》志于学章,教属对,题曰红花,对青桐不协,先生代对曰绿草,又曰,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则教以辨四声也。此种事情本甚寻常,唯及今提及,已少有知者,故亦不失为值得记录的好资料。我的运气是,在书房里这种书没有读透。我记得在十一岁时还在读上中,即是《中庸》的上半卷,后来陆续将经书勉强读毕,八股文凑得起三四百字,可是考不上一个秀才,成绩可想而知。语云,祸兮福所倚。举业文没有弄成功,但我因此认得了好些汉字,慢慢的能够看书,能够写文章,就是说把汉文却是读通了。汉文读通极是普通,或者可以说在中国人正是当然的事,不过这如从举业文中转过身来,他会附随着两种臭味,一是道学家气,一是八大家气,这都是我所不大喜欢的。本来道学这东西没有什么不好,但发现在人间便是道学家,往往假多真少,世间早有定评,我也多所见闻,自然无甚好感。家中旧有一部浙江官书局刻方东树的《汉学商兑》,读了很是不愉快,虽然并不因此被激到汉学里去,对于宋学却起了反感,觉得这么度量褊窄,性情苛刻,就是真道学也有何可贵,倒还是不去学他好。还有一层,我总觉得清朝之讲宋学,是与科举有密切关系的,读书人标榜道学作为求富贵的手段,与跪拜颂扬等等形式不同而作用则一。这些恐怕都是个人的偏见也未可知,总之这样使我脱离了一头羁绊,于后来对于好些事情的思索上有不少的好处。八大家的古文在我感觉也是八股文的长亲,其所以为世人所珍重的最大理由我想即在于此。我没有在书房学过念古文,所以摇头朗诵像唱戏似的那种本领我是不会的,最初只自看《古文析义》,事隔多年几乎全都忘了,近日拿出安越堂平氏校本《古文观止》来看,明了的感觉唐以后文之不行,这样说虽有似明七子的口气,但是事实无可如何。韩柳的文章至少在选本里所收的,都是些《宦乡要则》里的资料,士子做策论,官幕办章奏书启,是很有用的,以文学论不知道好处在那里。念起来声调好,那是实在的事,但是我想这正是属于八股文一类的证据吧。读前六卷的所谓周秦文以至汉文,总是华实兼具,态度也安详沉着,没有那种奔竞躁进气,此盖为科举制度时代所特有,韩柳文勃兴于唐,盛行至于今日,即以此故,此又一段落也。不佞因为书房教育受得不充分,所以这一关也逃过了,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很侥幸,假如我学了八大家文来讲道学,那是道地的正统了,这篇谈杂学的小文也就无从写起了。

我学国文的经验,在十八九年前曾经写了一篇小文,约略说过。中有云,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的书于我无甚益处,后来的能够略写文字,及养成一种道德观念,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关于道德思想将来再说,现在只说读书,即是看了纸上的文字懂得所表现的意思,这种本领是怎么学来的呢。简单的说,这是从小说看来的。大概在十三至十五岁,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这样便学会了看书。由《镜花缘》,《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传》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入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淞隐漫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经入门,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这种经验大约也颇普通,嘉庆时人郑守庭的《燕窗闲话》中也有相似的记录,其一节云,“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一部,翻阅之,解仅数语,阅三四本后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之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封神传》半部,《三国志》半部,所有细评无暇详览也。后读《左传》,其事迹已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讲说时尽心谛听,由是阅他书益易解矣。”不过我自己的经历不但使我了解文义,而且还指引我读书的方向,所以关系也就更大了。唐代丛书因为板子都欠佳,至今未曾买好一部,我对于他却颇有好感,里边有几种书还是记得,我的杂览可以说是从那里起头的。小时候看见过的书,虽本是偶然的事,往往留下很深的印象,发生很大的影响。《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毛诗草木疏》,《花镜》,《笃素堂外集》,《金石存》,《剡录》,这些书大抵并非精本,有的还是石印,但是至今记得,后来都搜得收存,兴味也仍存在。说是幼年的书全有如此力量么,也并不见得,可知这里原是也有别择的。《聊斋》与《阅微草堂》是引导我读古文的书,可是后来对于前者我不喜欢他的词章,对于后者讨嫌他的义理,大有得鱼忘筌之意。唐代丛书是杂学入门的课本,现在却亦不能举出若干心喜的书名,或者上边所说《尔雅音图》各书可以充数,这本不在丛书中,但如说是以从唐代丛书养成的读书兴味,在丛书之外别择出来的中意的书,这说法也是可以的吧。这个非正宗的别择法一直维持下来,成为我搜书看书的准则。这大要有八类。一是关于《诗经》《论语》之类。二是小学书,即《说文》《尔雅》《方言》之类。三是文化史料类,非志书的地志,特别是关于岁时风土物产者,如《梦忆》,《清嘉录》,又关于乱事如《思痛记》,关于倡优如《板桥杂记》等。四是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类,最著的例如《颜氏家训》,《入蜀记》等。五是博物书类,即《农书》《本草》,《诗疏》《尔雅》各本亦与此有关系。六是笔记类,范围甚广,子部杂家大部分在内。七是佛经之一部,特别是旧译《譬喻》《因缘》《本生》各经,大小乘戒律,代表的语录。八是乡贤著作。我以前常说看闲书代纸烟,这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话,我说闲书,是对于新旧各式的八股文而言,世间尊重八股是正经文章,那么我这些当然是闲书罢了,我顺应世人这样客气的说,其实在我看来原都是很重要极严肃的东西。重复的说一句,我的读书是非正统的。因此常为世人所嫌憎,但是自己相信其所以有意义处亦在于此。

古典文学中我很喜欢《诗经》,但老实说也只以国风为主,小雅但有一部分耳。说诗不一定固守《小序》或《集传》,平常适用的好本子却难得,有早印的扫叶山庄陈氏本《诗毛氏传疏》,觉得很可喜,时常拿出来翻看。陶渊明诗向来喜欢,文不多而均极佳,安化陶氏本最便用,虽然两种刊板都欠精善。此外的诗以及词曲,也常翻读,但是我知道不懂得诗,所以不大敢多看,多说。骈文也颇爱好,虽然能否比诗多懂得原是疑问,阅孙隘庵的《六朝丽指》却很多同感,仍不敢贪多,《六朝文絜》及黎氏笺注常备在座右而已。伍绍棠跋《南北朝文钞》云,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此语真实,唯诸书中我所喜者为《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此他虽皆是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如《文心雕龙》与《水经注》,终苦其太专门,不宜于闲看也。以上就唐以前书举几个例,表明个人的偏好,大抵于文字之外看重所表现的气象与性情,自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后,便没有这种文字,加以科举的影响,后来即使有佳作,也总是质地薄,分量轻,显得是病后的体质了。至于思想方面,我所受的影响又是别有来源的。笼统的说一句,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的,不过这儒家的名称是我所自定,内容的解说恐怕与一般的意见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我想中国人的思想是重在适当的做人,在儒家讲仁与中庸正与之相同,用这名称似无不合,其实这正因为孔子是中国人,所以如此,并不是孔子设教传道,中国人乃始变为儒教徒也。儒家最重的是仁,但是智与勇二者也很重要,特别是在后世儒生成为道士化,禅和子化,差役化,思想混乱的时候,须要智以辨别,勇以决断,才能截断众流,站立得住。这一种人在中国却不易找到,因为这与君师的正统思想往往不合,立于很不利的地位,虽然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有极大的价值。上下古今自汉至于清代,我找到了三个人,这便是王充,李贽,俞正燮,是也。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论衡》上,其实别的两人也是一样,李卓吾在《焚书》与《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类稿》《存稿》上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他们未尝不知道多说真话的危险,只因通达物理人情,对于世间许多事情的错误不实看得太清楚,忍不住要说,结果是不讨好,却也不在乎,这种爱真理的态度是最可宝贵,学术思想的前进就靠此力量,只可惜在中国历史上不大多见耳。我尝称他们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是辽远微弱,在后人却是贵重的引路的标识。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对于这几位先贤我也正是如此,学是学不到,但疾虚妄,重情理,总作为我们的理想,随时注意,不敢不勉。古今笔记所见不少,披沙拣金,千不得一,不足言劳,但苦寂寞。民国以来号称思想革命,而实亦殊少成绩,所知者唯蔡孑民钱玄同二先生可当其选,但多未著之笔墨,清言既绝,亦复无可征考,所可痛惜也。

我学外国文,一直很迟,所以没有能够学好,大抵只可看看书而已。光绪辛丑进江南水师学堂当学生,才开始学英文,其时年已十八,至丙午被派往日本留学,不得不再学日本文,则又在五年后矣。我们学英文的目的为的是读一般理化及机器书籍,所用课本最初是《华英初阶》以至《进阶》,参考书是考贝纸印的《华英字典》,其幼稚可想,此外西文还有什么可看的书全不知道,许多前辈同学毕业后把这几本旧书抛弃净尽,虽然英语不离嘴边,再也不一看横行的书本,正是不足怪的事。我的运气是同时爱看新小说,因了林氏译本知道外国有司各得哈葛德这些人,其所著书新奇可喜,后来到东京又见西书易得,起手买一点来看,从这里得到了不少的益处。不过我所读的却并不是英文学,只是借了这文字的媒介杂乱的读些书,其一部分是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当时日本有长谷川二叶亭与昇曙梦专译俄国作品,马场孤蝶多介绍大陆文学,我们特别感到兴趣,一面又因《民报》在东京发刊,中国革命运动正在发达,我们也受了民族思想的影响,对于所谓被损害与侮辱的国民的文学更比强国的表示尊重与亲近。这里边,波兰,芬兰,匈加利,新希腊等最是重要,俄国其时也正在反抗专制,虽非弱小而亦被列入。那时影响至今尚有留存的,即是我的对于几个作家的爱好,俄国的果戈理与伽尔洵,波兰的显克威支,虽然有时可以十年不读,但心里还是永不忘记,陀思妥也夫斯奇也极是佩服,可是有点敬畏,向来不敢轻易翻动,也就较为疏远了。摩斐耳的《斯拉夫文学小史》,克罗巴金的《俄国文学史》,勃兰特思的《波兰印象记》,赖息的《匈加利文学史论》,这些都是四五十年前的旧书,于我却是很有情分,回想当日读书的感激历历如昨日,给予我的好处亦终未亡失。只可惜我未曾充分利用,小说前后译出三十几篇,收在两种短篇集内,史传批评则多止读过独自怡悦耳。但是这也总之不是徒劳的事,民国六年来到北京大学,被命讲授欧洲文学史,就把这些拿来做底子,而这以后七八年间的教书,督促我反复的查考文学史料,这又给我做了一种训练。我最初只是关于古希腊与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一部分有点知识,后来因为要教书编讲义,其他部分须得设法补充,所以起头这两年虽然只担任六小时功课,却真是日不暇给,查书写稿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可是结果并不满意,讲义印出了一本,十九世纪这一本终于不曾付印,这门功课在几年之后也停止了。凡文学史都不好讲,何况是欧洲的,那几年我知道自误误人的确不浅,早早中止还是好的,至于我自己实在却仍得着好处,盖因此勉强读过多少书本,获得一般文学史的常识,至今还是有用,有如教练兵操,本意在上阵,后虽不用,而此种操练所余留的对于体质与精神的影响则固长存在,有时亦觉得颇可感谢者也。

从西文书中得来的知识,此外还有希腊神话。说也奇怪,我在学校里学过几年希腊文,近来翻译亚坡罗陀洛思的神话集,觉得这是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可是最初之认识与理解希腊神话却是全从英文的著书来的。我到东京的那年,买得该莱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随后又得到安特路朗的两本《神话仪式与宗教》,这样便使我与神话发生了关系。当初听说要懂西洋文学须得知道一点希腊神话,所以去找一两种参考书来看,后来对于神话本身有了兴趣,便又去别方面寻找,于是在神话集这面有了亚坡罗陀洛思的原典,福克斯与洛士各人的专著,论考方面有哈理孙女士的《希腊神话论》以及宗教各书,安特路朗的则是神话之人类学派的解说,我又从这里引起对于文化人类学的趣味来的。世间都说古希腊有美的神话,这自然是事实,只须一读就会知道,但是其所以如此又自有其理由,这说起来更有意义。古代埃及与印度也有特殊的神话,其神道多是鸟头牛首,或者是三头六臂,形状可怕,事迹亦多怪异,始终没有脱出宗教的区域,与艺术有一层的间隔。希腊的神话起源本亦相同,而逐渐转变,因为如哈理孙女士所说,希腊民族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的,结果便由他们把那些都修造成为美的影象了。“这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这是我们对于希腊的神话作者的最大的负债。”我们中国人虽然以前对于希腊不曾负有这项债务,现在却该奋发去分一点过来,因为这种希腊精神即使不能起死回生,也有返老还童的力量,在欧洲文化史上显然可见,对于现今的中国,因了多年的专制与科举的重压,人心里充满着丑恶与恐怖而日就萎靡,这种一阵清风似的祓除力是不可少,也是大有益的。我从哈理孙女士的著书得悉希腊神话的意义,实为大幸,只恨未能尽力绍介,亚坡罗陀洛思的书本文译毕,注释恐有三倍的多,至今未曾续写,此外还该有一册通俗的故事,自己不能写,翻译更是不易。劳斯博士于一九三四年著有《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他本来是古典学者,文章写得很有风趣,在一八九七年译过《新希腊小说集》,序文名曰“在希腊诸岛”,对于古旧的民间习俗颇有理解,可以算是最适任的作者了,但是我不知怎的觉得这总是基督教国人写的书,特别是在通俗的为儿童用的,这与专门书不同,未免有点不相宜,未能决心去译他,只好且放下。我并不一定以希腊的多神教为好,却总以为他的改教可惜,假如希腊能像中国日本那样,保存旧有的宗教道德,随时必要的加进些新分子,有如佛教基督教之在东方,调和的发展下去,岂不更有意思。不过已经过去的事是没有办法了,照现在的事情来说,在本国还留下些生活的传统,劫余的学问艺文在外国甚被宝重,一直研究传播下来,总是很好的了。我们想要讨教,不得不由基督教国去转手,想来未免有点别扭,但是为希腊与中国再一计量,现在得能如此也已经是可幸的事了。

安特路朗是个多方面的学者文人,他的著书很多,我只有其中的文学史及评论类,古典翻译介绍类,童话儿歌研究类,最重要的是神话学类,此外也有些杂文,但是如《垂钓漫录》以及诗集却终于未曾收罗。这里边于我影响最多的是神话学类中之《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部书,因为我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了。十九世纪中间欧洲学者以言语之病解释神话,可是这里有个疑问,假如亚利安族神话起源由于亚利安族言语之病,那么这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在非亚利安族言语通行的地方也会有相像的神话存在呢。在语言系统不同的民族里都有类似的神话传说,说这神话的起源都由于言语的传讹,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言语学派的方法既不能解释神话里的荒唐不合理的事件,人类学派乃代之而兴,以类似的心理状态发生类似的行为为解说,大抵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这最初称之曰民俗学的方法,在《习俗与神话》中曾有说明,其方法是,如在一国见有显是荒唐怪异的习俗,要去找到别一国,在那里也有类似的习俗,但是在那里不特并不荒唐怪异,却正与那人民的礼仪思想相合。对于古希腊神话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取别民族类似的故事来做比较,以现在尚有存留的信仰推测古时已经遗忘的意思,大旨可以明了,盖古希腊人与今时某种土人其心理状态有类似之处,即由此可得到类似的神话传说之意义也。《神话仪式与宗教》第三章以下论野蛮人的心理状态,约举其特点有五,即一万物同等,均有生命与知识,二信法术,三信鬼魂,四好奇,五轻信。根据这里的解说,我们已不难了解神话传说以及童话的意思,但这只是入门,使我更知道得详细一点的,还靠了别的两种书,即是哈忒兰的《童话之科学》与麦扣洛克的《小说之童年》。《童话之科学》第二章论野蛮人思想,差不多大意相同,全书分五目九章详细叙说,《小说之童年》副题即云“民间故事与原始思想之研究”,分四类十四目,更为详尽,虽出版于一九〇五年,却还是此类书中之白眉,夷亚斯莱在二十年后著《童话之民俗学》,亦仍不能超出其范围也。神话与传说童话元出一本,随时转化,其一是宗教的,其二则是史地类,其三属于艺文,性质稍有不同,而其解释还是一样,所以能读神话而遂通童话,正是极自然的事。麦扣洛克称其书曰“小说之童年”,即以民间故事为初民之小说,犹之朗氏谓说明的神话是野蛮人的科学,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看这些故事,未免因了考据癖要考察其意义,但同时也当作艺术品看待,得到好些悦乐。这样我就又去搜寻各种童话,不过这里的目的还是偏重在后者,虽然知道野蛮民族的也有价值,所收的却多是欧亚诸国,自然也以少见为贵,如土耳其,哥萨克,俄国等。法国贝洛耳,德国格林兄弟所编的故事集,是权威的著作,我所有的又都有安特路朗的长篇引论,很是有用,但为友人借看,带到南边去了,现尚无法索还也。

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这又称为社会人类学,虽然本身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可是这方面的一点知识于读书人很是有益,我觉得也是颇有趣味的东西。在英国的祖师是泰勒与拉薄克,所著《原始文明》与《文明之起源》都是有权威的书。泰勒又有《人类学》,也是一册很好入门书,虽是一八八一年的初板,近时却还在翻印,中国广学会曾经译出,我于光绪丙午在上海买到一部,不知何故改名为《进化论》,又是用有光纸印的,未免可惜,后来恐怕也早绝板了。但是于我最有影响的还是那《金枝》的有名的著者茀来若博士。社会人类学是专研究礼教习俗这一类的学问,据他说研究有两方面,其一是野蛮人的风俗思想,其二是文明国的民俗,盖现代文明国的民俗大都即是古代蛮风之遗留,也即是现今野蛮风俗的变相,因为大多数的文明衣冠的人物在心里还依旧是个野蛮。因此这比神话学用处更大,他所讲的包括神话在内,却更是广大,有些我们平常最不可解的神圣或猥亵的事项,经那么一说明,神秘的面幕倏尔落下,我们懂得了时不禁微笑,这是同情的理解,可是威严的压迫也就解消了。这于我们是很好很有益的,虽然于假道学的传统未免要有点不利,但是此种学问在以伪善著称的西国发达,未见有何窒碍,所以在我们中庸的国民中间,能够多被接受本来是极应该的吧。茀来若的著作除《金枝》这一流的大部著书五部之外,还有若干种的单册及杂文集,他虽非文人而文章写得很好,这颇像安特路朗,对于我们非专门家而想读他的书的人是很大的一个便利。他有一册《普须该的工作》,是四篇讲义专讲迷信的,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改名曰“魔鬼的辩护”,日本已有译本在岩波文库中,仍用他的原名,又其《金枝》节本亦已分册译出。茀来若夫人所编《金枝上的叶子》又是一册启蒙读本,读来可喜又复有益,我在《夜读抄》中写过一篇介绍,却终未能翻译,这于今也已是十年前事了。此外还有一位原籍芬兰而寄居英国的威思忒玛克教授,他的大著《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两册,于我影响也很深。茀来若在《金枝》第二分序言中曾说明各民族的道德与法律均常在变动,不必说异地异族,就是同地同族的人,今昔异时,其道德观念与行为亦遂不同。威思忒玛克的书便是阐明这道德的流动的专著,使我们确实明了的知道了道德的真相,虽然因此不免打碎了些五色玻璃似的假道学的摆设,但是为生与生生而有的道德的本义则如一块水晶,总是明澈的看得清楚了。我写文章往往牵引到道德上去,这些书的影响可以说是原因之一部分,虽然其基本部分还是中国的与我自己的。威思忒玛克的专门巨著还有一部《人类婚姻史》,我所有的只是一册小史,又六便士丛书中有一种曰“结婚”,只是八十页的小册子,却很得要领。同丛书中也有哈理孙女士的一册《希腊罗马神话》,大抵即根据《希腊神话论》所改写者也。

我对于人类学稍有一点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而这人的事情也原是以文化之起源与发达为主。但是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如严幾道古雅的译语所云化中人位,我们也是很想知道的,那么这条路略一拐湾便又一直引到进化论与生物学那边去了。关于生物学我完全只是乱翻书的程度,说得好一点也就是涉猎,据自己估价不过是受普通教育过的学生应有的知识,此外加上多少从杂览来的零碎资料而已。但是我对于这一方面的爱好,说起来原因很远,并非单纯的为了化中人位的问题而引起的。我在上文提及,以前也写过几篇文章讲到,我所喜欢的旧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自然名物的,如《毛诗草木疏》及《广要》,《毛诗品物图考》,《尔雅音图》及郝氏《义疏》,汪曰桢《湖雅》,《本草纲目》,《野菜谱》,《花镜》,《百廿虫吟》等。照时代来说,除《毛诗》《尔雅》诸图外最早看见的是《花镜》,距今已将五十年了,爱好之心却始终未变,在康熙原刊之外还买了一部日本翻本,至今也仍时时拿出来看。看《花镜》的趣味,既不为的种花,亦不足为作文的参考,在现今说与人听,是不容易领解,更不必说同感的了。因为最初有这种兴趣,后来所以牵连开去,应用在思想问题上面,否则即使为得要了解化中人位,生物学知识很是重要,却也觉得麻烦,懒得去动手了吧。外国方面认得怀德的博物学的通信集最早,就是世间熟知的所谓“色耳彭的自然史”,此书初次出版还在清乾隆五十四年,至今重印不绝,成为英国古典中唯一的一册博物书。但是近代的书自然更能供给我们新的知识,于目下的问题也更有关系,这里可以举出汤木孙与法勃耳二人来,因为他们于学问之外都能写得很好的文章,这于外行的读者是颇有益处的。汤木孙的英文书收了几种,法勃耳的《昆虫记》只有全集日译三种,英译分类本七八册而已。我在民国八年写过一篇《祖先崇拜》,其中曾云,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比阿洛支,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也可以翻过来说,经典之可以作教训者,因其合于物理人情,即是由生物学通过之人生哲学,故可贵也。我们听法勃耳讲昆虫的本能之奇异,不禁感到惊奇,但亦由此可知焦理堂言生与生生之理,圣人不易,而人道最高的仁亦即从此出。再读汤木孙谈落叶的文章,每片树叶在将落之前,必先将所有糖分叶绿等贵重成分退还给树身,落在地上又经蚯蚓运入土中,化成植物性壤土,以供后代之用,在这自然的经济里可以看出别的意义,这便是树叶的忠荩,假如你要谈教训的话。《论语》里有小子何莫学夫诗一章,我很是喜欢,现在倒过来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觉得也有新的意义,而且与事理也相合,不过事君或当读作尽力国事而已。说到这里话似乎有点硬化了,其实这只是推到极端去说,若是平常我也还只是当闲书看,派克洛夫忒所著的《动物之求婚》与《动物之幼年》二书,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虽然并不一定要去寻求什么教训。

民国十六年春间我在一篇小文中曾说,我所想知道一点的都是关于野蛮人的事,一是古野蛮,二是小野蛮,三是文明的野蛮。一与三是属于文化人类学的,上文约略说及,这其二所谓小野蛮乃是儿童,因为照进化论讲来,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幼稚这一段落正是人生之蛮荒时期,我们对于儿童学的有些兴趣这问题,差不多可以说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自然大人对于小儿本有天然的情爱,有时很是痛切,日本文中有儿烦恼一语,最有意味,《庄子》又说圣王用心,嘉孺子而哀妇人,可知无间高下人同此心,不过于这主观的慈爱之上又加以客观的了解,因而成立儿童学这一部门,乃是极后起的事,已在十九世纪的后半了。我在东京的时候得到高岛平三郎编《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于这方面感到兴趣,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达,斯丹莱贺耳博士在西洋为斯学之祖师,所以后来参考的书多是英文的,塞来的《儿童时期之研究》虽已是古旧的书,我却很是珍重,至今还时常想起。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小形的成人,期望他少年老成,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现在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这是我们从儿童学所得来的一点常识,假如要说救救孩子大概都应以此为出发点的,自己惭愧于经济政治等无甚知识,正如讲到妇女问题时一样,未敢多说,这里与我有关系的还只是儿童教育里一部分,即是童话与儿歌。在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儿童的文学》,引用外国学者的主张,说儿童应该读文学的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们编撰的读本,念完了读本,虽然认识了字,却不会读书,因为没有读书的趣味。幼小的儿童不能懂名人的诗文,可以读童话,唱儿歌,此即是儿童的文学。正如在《小说之童年》中所说,传说故事是文化幼稚时期的小说,为古人所喜欢,为现时野蛮民族与乡下人所喜欢,因此也为小孩们所喜欢,是他们共通的文学,这是确实无疑的了。这样话又说了回来,回到当初所说的小野蛮的问题上面,本来是我所想要知道的事情,觉得去费点心稍为查考也是值得的。我在这里至多也只把小朋友比做红印度人,记得在贺耳派的论文中,有人说小孩害怕毛茸茸的东西和大眼睛,这是因为森林生活时恐怖之遗留,似乎说的新鲜可喜,又有人说,小孩爱弄水乃是水栖生活的遗习,却不知道究竟如何了。茀洛伊特的心理分析应用于儿童心理,颇有成就,曾读瑞士波都安所著书,有些地方觉得很有意义,说明希腊肿足王的神话最为确实,盖此神话向称难解,如依人类学派的方法亦未能解释清楚者也。

十一

性的心理,这于我益处很大,我平时提及总是不惜表示感谢的。从前在论自己的文章一文中曾云:

“我的道德观恐怕还当说是儒家的,但左右的道与法两家也都有点参合在内,外边又加了些现代科学常识,如生物学人类学以及性的心理,而这末一点在我更为重要。古人有面壁悟道的,或是看蛇斗蛙跳懂得写字的道理,我却从妖精打架上想出道德来,恐不免为傻大姐所窃笑吧。”本来中国的思想在这方面是健全的,如《礼记》上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庄子》设为尧舜问答,嘉孺子而哀妇人,为圣王之所用心,气象很是博大。但是后来文人堕落,渐益不成话说,我曾武断的评定,只要看他关于女人或佛教的意见,如通顺无疵,才可以算作甄别及格,可是这是多么不容易呀。近四百年中也有过李贽王文禄俞正燮诸人,能说几句合于情理的话,却终不能为社会所容认,俞君生于近世,运气较好,不大挨骂,李越缦只嘲笑他说,颇好为妇人出脱,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这种出于周姥似的意见实在却极是难得,荣启期生为男子身,但自以为幸耳,若能知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则已得圣王之心传,其贤当不下于周公矣。我辈生在现代的民国,得以自由接受性心理的新知识,好像是拿来一节新树枝接在原有思想的老干上去,希望能够使他强化,自然发达起来,这个前途辽远一时未可预知,但于我个人总是觉得颇受其益的。这主要的著作当然是蔼理斯的《性的心理研究》。此书第一册在一八九八年出版,至一九一〇年出第六册,算是全书完成了,一九二八年续刊第七册,仿佛是补遗的性质。一九三三年即民国二十二年,蔼理斯又刊行了一册简本《性的心理》,为现代思想的新方面丛书之一,其时著者盖已是七十四岁了。我学了英文,既不读沙士比亚,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是可以读蔼理斯的原著,这时候我才觉得,当时在南京那几年洋文讲堂的功课可以算是并不白费了。性的心理给予我们许多事实与理论,这在别的性学大家如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特威耳特诸人的书里也可以得到,可是那从明净的观照出来的意见与论断,却不是别处所有,我所特别心服者就在于此。从前在《夜读抄》中曾经举例,叙说蔼理斯的意见,以为性欲的事情有些无论怎么异常以至可厌恶,都无责难或干涉的必要,除了两种情形以外,一是关系医学,一是关系法律的。这就是说,假如这异常的行为要损害他自己的健康,那么他需要医药或精神治疗的处置,其次假如这要损及对方的健康或权利,那么法律就应加以干涉。这种意见我觉得极有道理,既不保守,也不急进,据我看来还是很有点合于中庸的吧。说到中庸,那么这颇与中国接近,我真相信如中国保持本有之思想的健全性,则对于此类意思理解自至容易,就是我们现在也正还托这庇荫,希望思想不至于太乌烟瘴气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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