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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译者后记 • 二（第1页）

斯德哥尔摩的贝尔曼·菲舍尔出版社于1943年出版的新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在原来五篇历史特写的基础上做了扩充，篇目排列的顺序也和以前的德语版本不同。从此以后，《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各种版本的篇目顺序均沿用1943年新版的编排。1943年新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几篇新的历史特写——除《逃向苍天》外——其余四篇是：《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一夜之间的天才》、《越过大洋的第一次通话》、《封闭的列车》均无写作日期，也无法查考它们最初刊印的时间。——《逃向苍天》可能写作于1925年，因为茨威格那一年正在为《描述自己人生的三文豪》一书撰写那篇历史散文《托尔斯泰》。从我们上面引用的斯蒂芬·茨威格于1937年6月21日致费利克斯·布劳恩的信中，我们可以揣测：上述四篇新的历史特写很可能就是在1937年接连写成的。可以证实的是，本书中的最后两篇历史特写《西塞罗》和《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创作于1937年以后。1939年7月，斯蒂芬·茨威格从伦敦迁居到巴斯，并在那里买了一幢住宅。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年9月23日，深受茨威格尊敬的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伦敦逝世。9月26日，茨威格在弗洛伊德的墓前致辞。由于发生了这些事件，他情绪低落，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什么也没有写！只是稍微写了一点《西塞罗》，但是也没有认真的愿望要写这篇《西塞罗》，因为我不知道，它该在哪里发表，尽管我今天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1939年10月11日，他在致罗曼·罗兰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还无法写作。我只写了一篇历史特写《西塞罗之死》——和我的其他历史特写一样；这篇历史特写记述了这位首屈一指的人文主义者如何被专制独裁践踏而丧生。以前，人们为了让恺撒显得更伟大而越来越缩小西塞罗的伟大之处。然而，当我阅读他的《论共和国》和《论义务》时，我惊讶地发现，他原来是和你我一样的人。他在和我们的时代同样残酷的时代为了我们共同的思想而死去。”在这封信之后又过了几天，斯蒂芬·茨威格在1939年10月21日致罗曼·罗兰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另一篇历史特写《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他写道：“可怜的威尔逊，这位可怜而又睿智的梦想家！他千方百计要做的正如我一样……使我感到心情沉重的，是我们旧欧洲的道德氛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种不讲道德的氛围。这种道德的堕落以及缺乏一种创造性的思想——或者说，缺乏一种独立形成而不是人云亦云的思想——使我感到心情沉重……那些在1918年以后自己上了当受了骗的人——我自己当时也怀着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原都以为：威尔逊已充分发挥了外交手段的作用呢。总有一天，我要描述这位有着各种错误的悲剧性人物，但尽管如此，我描述的是一位有着自己美好信念的人物——威尔逊。”

《描述自己人生的三文豪》（dreidichterihreslebens）（卡萨诺瓦、斯丹达尔、托尔斯泰）是茨威格的传记系列《建造世界的大师们》（bauisterderwelt）的第二部，写作于1925年，1928年在莱比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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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bath），英格兰埃文郡一小镇，有温泉，疗养胜地距伦敦不远。1939年茨威格从伦敦迁到巴斯，住在林库姆山上（lynbehill）自己买下的宅邸。年9月1日，德军向波兰发动进攻。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年3月15日，巴黎的一家刊物《欧洲》（europe）（第2年度第15期）登载了斯蒂芬·茨威格的文章《威尔逊令人迷惑的面孔》（levisaénigatiedewiln）的法译文，德语原稿出处不详。

这两篇分别以《挂在演讲台上的头颅——西塞罗之死》和《威尔逊的失败，1919年3月15日》为标题的历史特写首次于1940年发表在由伊登和塞达·保罗翻译、书名为《命运攸关的时刻——十二篇历史特写》的英译本合集中。《挂在浪讲台上的头颅——西塞罗之死》（theheaduponrostru:cicerosdeath）是茨威格的历史特写《西塞罗》（cicero）的英译名。《威尔逊的失败，1919年3月15日》（wilnsfaire，arch15，1919），是茨威格的历史特写《威尔逊的失败》的英译名。《命运攸关的时刻》（thetideoffortune）是1940年由美国纽约的瓦伊金出版社（vikgpress）出版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英译本书名，此英译本的英译者是伊登（eden）和塞达·保罗（cedarpaul）。以后的英译本书名普遍译为《人类的闪耀群星》（sparklgstarfankd）。由于《西塞罗》和《威尔逊》首次在1940年的英译本合集中发表，故而在本书中，德语原版书编者把这两篇历史特写的写作年代记载为1940年。

这卷英译本合集为了这两篇新的历史特写而删去了另外两篇历史特写：《英雄的瞬间》和《逃向苍天》，目的是为了凑成一个整数“十二篇”（一打）。三年以后，即1943年，斯德哥尔摩的菲舍尔出版社出版了茨威格的遗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德语新版。在这个新版本中也辑录了十二篇历史特写，但删去的是《西塞罗》和《威尔逊》，究其原因：可能是出版社不愿意超出“十二篇”（一打）这个整数，也可能是没有及时找到这两篇历史特写的德语原文，又不愿意从英译本逐字译回到德文。

综上所述，我们能为茨威格的十四篇历史特写排列这样一个创作年表：

1912《滑铁卢的一分钟》

《英雄的瞬间》

1914《夺取南极的斗争》

1923《玛丽恩巴德悲歌》

1925《逃向苍天》

1927《黄金国的发现》

1935《亨德尔的复活》

1936《攻克拜占庭》

1937《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

《一夜之间的天才》

《越过大洋的第一次通话》

《封闭的列车》

1940《西塞罗》

《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

读者不难发现，《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书中的篇目次序并非按照写作的时间。

斯蒂芬·茨威格曾在1925年1月读过丹麦时事评论家和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撰写的传记《尤利乌斯·恺撒》。1925年1月26日，茨威格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这位了不起的勃兰兑斯老人把握行文的节奏恰到好处，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实属难得。他描写细节从不冗长拖沓，而只选择最确切的细节。他在其传记《尤利乌斯·恺撒》中所描述的西塞罗令人难以忘怀，书中的西塞罗是第一个这样的文人：在弱者面前盛气凌人，在强者面前畏首畏尾，风度高雅而又伶牙俐齿，他本该诸事顺遂；然而，当他看到对方（卡提利纳、恺撒）已经输了，他的高昂情绪也就随之消失。想必勃兰兑斯在1914年就是一位撰写名人传记的高手。描述这类名人，勃兰兑斯的书可谓出类拔萃，因为他不像历史学家那样仅仅从历史上去认识人物；为了描写好历史人物，人们必须先去认识活着的人。……仅仅当一名历史学家是永远不够的，他必须同时又是一个了解时势的心理学家。这正是勃兰兑斯了不起的能力：他常把历史人物和现实生活相比。正是这一点使他所写的历史如此栩栩如生。”

格奥尔格·勃兰兑斯（brand，1842—1927），丹麦著名文学史家、政论家，以其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享誉世界。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传记作家，主要传记作品有：《索伦·克尔恺郭尔》（1877）、《莎士比亚传》（1895—1896）、《歌德传》（1915）、《伏尔泰传》（1916—1917）、《尤利乌斯·恺撒传》（1918）、《米开朗琪罗传》（1921）。勃兰兑斯撰写传记《尤利乌斯·恺撒》时，已76岁。卡提利纳（cisergscatila，公元前108—前62年，旧译名：喀提林，在中国史学界长期沿用），公元前67—前66年任古罗马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在任时大肆贪赃枉法，后受到西塞罗控告，详见本书《西塞罗》篇。此处是指勃兰兑斯在1914年完成的《彻德传》，该书于1915年出版。

斯蒂芬·茨威格在撰写人物传记——尤其是在撰写《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历史特写时，始终不忘借鉴格奥尔格·勃兰克斯描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各种技巧。诚然，茨威格是一位博采众长的文学家，他不会只师法勃兰兑斯一人。茨威格是诗人，深受唯美主义和象征派诗歌的影响；他又是小说家，谙熟小说家的基本技巧：善于把握戏剧性的高潮——即与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刻，因而在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中既有诗情画意的氛围渲染，又有扣人心弦的戏剧性高潮和隽永的心理刻画……茨威格的历史特写更可谓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就其艺术特色而言，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四方面。

第一，遵循真实的原则。

凡纪实文学，无论是历史人物的长篇传记，还是描写英雄豪杰的短篇特写，都是描述真人真事，属于“非虚构文学”（nonfiction）。茨威格深知，纪实文学绝不能任意虚构，传记或人物特写一旦在人物或情节上掺假，便失去了历史的真实，也就失去了纪实文学本身赖以生存的价值和生命力。茨威格的历史特写始终恪守真实的原则。茨威格刻意追求的是，让读者从他创作的历史特写中既能欣赏到文学的美，又能获得历史知识。为此，他调动文学的一切艺术形式，使真实的历史成为感人的艺术。譬如，人物特写一般都用散文，但茨威格有时会不拘一格，大胆采用叙事诗和戏剧的形式。《英雄的瞬间》采用了叙事诗的形式；《逃向苍天》采用了戏剧的形式。显而易见，这里的叙事诗不同于一般艺术创作的叙事诗，这里的戏剧也不同于一般的戏剧，而是纪实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一种新探索。

第二，娴熟的旁衬笔法。

把真实的历史写得栩栩如生，使之魅力无穷、百读不厌，这无疑是传记作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然而在“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魅力”之间无疑会存在矛盾。有些作者往往为了追求“感人的魅力”而不惜虚构情节和掺入主人公并未说过或者无法考证的话，从而失去了“真实”；也有人囿于“真实”，而对“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一筹莫展。如何使两者和谐统一，使纪实文学既不失真实又具有魅力，这方能显露出文学家的卓越才华。歌德有诗云：“在限制中才会显露出能手，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读罢茨威格的历史特写，觉得他真不愧为是一个写真人真事的文学巨匠，因为他深深懂得哪些是纪实文学的雷区——纪实文学的致命弱点是加入虚构的情节和柳撰主人公说的话。所以，在茨威格的历史特写中情节相当简单，而且都有史实依据；很少有主人公自己说的话；茨威格惯于用娴熟的旁衬笔法使人物形象显得生动感人。

旁衬笔法之一，是对历史形势和社会环境绘声绘色的描写以及氛围的渲染。这种笔法的艺术效果是：既展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面，又无损于主人公的真实。如他在《封闭的列车》第一段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敌对双方那种虎视眈眈的紧张氛围写得惟妙惟肖，列宁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离开瑞士，取道敌国——德国返回祖国。这样的描写，文字虽长，但由于叙述生动，语言流畅，读起来并不枯燥乏味，反而能引人入胜。乍一看，大段的时代背景的描写好像与主人公无关，其实，它们的关系恰似红花与绿王，时代氛围渲染得越浓重，主人公也就被衬映得越发鲜明突出。

旁衬笔法之二，是通过第三者的口或者侧面描写，这也是茨威格创作历史特写的惯用技巧。这样一种旁衬古已有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表现希腊的绝代佳人海伦，就不是从正面去描绘她的容貌如何如何美，而是通过几位长老口中的比喻，把她的美貌暗示出来。我国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里写杨贵妃之美用的也是旁衬笔法，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样的句子，虽然没有直接去形容一个女子的美貌，但是通过描写她的容貌所引起的反应和影响，调动读者的想象，向样是一个美女的形象。这样避实就虚的笔法，如果在传记或历史特写中巧妙运用，常常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赋予了艺术魅力，又无损于真实。如《一夜之间的天才》中，茨威格并没有像一个音乐评论家似的从音乐的角度去直接分析《马赛曲》的旋律如何雄壮，歌词怎样鼓舞斗志，而只是从侧面去描写《马赛曲》所引起的反应和影响：

于是，这歌声像雪崩似的扩散开去，势不可当。在宴会上、在剧院和俱乐部里都在唱着这首圣歌，后来甚至在教堂里当唱完感恩赞美诗后也唱起这首歌来，不久它竟取代了感恩赞美诗。一两个月以后，《马赛曲》已成为全民之歌、全军之歌。……这位当时还不知名的作者所创作的歌曲就这样在两三夜之间发行得比莫里哀、拉辛、伏尔泰的所有作品还要多。没有一个节日不是用《马赛曲》来结束，没有一次战斗不是先由团队的乐队来演奏这首自由的战歌。……敌军将领们则惊奇地发现，当那些成千上万的士兵同时高唱着这首军歌，像咆哮的海浪向他们统率的队形冲击去时，简直无法阻挡这首“可怕”的圣歌所产生的爆炸力量。眼下，《马赛曲》就像长着双翅的胜利女神奈基，在法国的所有战场上翱翔，给无数的人带来热情和死亡。

读了这样的文字，读者纵然没有聆听过《马赛曲》，也会觉得它具有无与伦比的感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