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泽说道:“于兄有没有想过,一落少则三人,这三十万落就是百万人口,这些人都是安置在六镇的,柔然、高车、匈奴降部本来就人多,繁衍至今就是六镇人数最多的群体。”
“六镇之中,除了靠近河套的沃野镇有条件进行军屯,可以农耕之外,其他地区都只能放牧,自从朝廷迁都洛阳之后,每年都需要朝廷运粮北上,才能养活军民。”
“镇将和良家豪帅是自己人,这些草原降部可不是自己人,他们饥一顿饱一顿,平时连饭都吃不好,又怎么会对大魏忠心?将粮仓设置在城中,就是为了用粮食控制城外放牧的镇民。”
“这样的六镇,朝廷能发给他们粮食和武器,放他们出草原追击柔然人吗?恐怕弄不好刚发了粮食和武器,他们也随着柔然人远遁草原了。”
“所以每次柔然入侵,朝廷都要从洛阳派兵,因为六镇之兵只能以之辅助,也就是只能带着他们打顺风仗。”
这些也都是苏泽读了太尉府这么多资料才理顺的想法。
六镇为什么在起义后战斗力强大,北魏朝堂集结了全国之兵都不能治,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北魏安置在边境的游牧部落,本质上和西晋安置在边境各州的胡人没什么区别。
在你国家强盛的时候,可以按照贾谊设置的“三表五饵”方案,也就是在边境设置投降的胡人部落,用胡人来防御胡人,华夏就可以安居在中原肥沃的土地上。
东汉、西晋、北魏、以及后世隋唐,其实都在用这一套方案,来对抗边境的胡人问题。
这套方案非常理想,不需要汉人士卒远离家乡戍边,也降低了边境防御的养兵成本。
但是无一例外,这套方案最后都玩崩了。
东汉有西北羌乱,西晋有五胡乱华,北魏有六镇起义,唐代有安史之乱。
草原部落在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是最好的刷兵点,可以一旦处理不好,就是蛮族入侵的爆兵点。
但是当一个王朝走下坡路的时候,连自己高层的内部斗争都搞不定的时候,就更没办法处理边疆胡汉问题了。
这些盛世转衰的一场场事件,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苏泽说道:“太武帝在位期间多次征讨,每战胜利都有战利品和赏赐,而六镇就在都城平城周边,皇帝可以随时巡视六镇,解决六镇的问题,那时候六镇自然是心向着朝堂的。”“可迁都洛阳之后,对草原的几次征讨都无果,还空耗了大量的钱粮,自然没有赏赐和战利品,而朝堂距离六镇已经远了,也看不到六镇疾苦,隔阂自然越来越大。”
“朝堂上,对于征调粮食给六镇也颇有怨言,自从先帝继位后又多次对南朝开战,军粮也紧张,六镇对朝堂也越来越疏远。”
苏泽说完,于谨也沉默了。
这些都是苏泽这些日子总结思考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起义之后反而那么强大的六镇,武德昌盛延续到隋唐的六镇,在面对柔然边患的时候如此被动。
这不是六镇太弱,反而是六镇太强,朝廷要控制六镇,不能给他们太多的粮食和武器。
北魏就是胡人发家,五胡乱华的教训不远,自然明白六镇的威力,所以在孝文帝迁都前,每一次对柔然的大规模作战,都是皇帝带着本部兵马亲征。
到了孝文帝迁都后,也都是朝廷委派有威望的大将带领禁军征讨,从来不让六镇自行征讨,还要在城内设置镇仓,委派镇将控制六镇,让他们没有能力撇开朝廷的帮助,自己发动反击,防止他们在边境越打越强,获得自主权后作乱。
苏泽又进一步思考,六镇之乱的原因,历朝历代的史官们总结都是北魏朝廷在六镇设置军州,断绝了六镇豪帅们上升途径,这些野心家就带领六镇边民造反了。
但是亲历了这个时代的苏泽,明白这些总结,不过是士大夫阶层的文官们的臆想罢了。
那些将上进看做人生唯一目标的儒家士大夫们,想当然的认为六镇的武人们也有同样的目标,就和史官们将羽林之变归因于武人仕途被断绝一样,只不过是带入自身价值观的错误归因罢了。
实际上,六镇之乱就是底层活不下去的六镇边民,为了生存迫不得已闹起来罢了!难不成陈胜吴广喊出那句“等死,死国可乎?”的时候,他们也想着做大秦的官吗?
从源怀建议宣武帝在城内设置镇仓,将粮食集中在镇仓的时候,就是为了加强对镇民的控制。
而这些城内的镇仓,自然落入到了镇将和良家豪帅的控制中,那些平日里在城外放牧的镇民,根本得不到镇仓的粮食,同时还要忍受更上层的盘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