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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文字狱的背后（第2页）

陶易，身为藩司大员，不亲自检查逆书，居然听从幕僚的意见上报两江总督，意欲将控告之人下狱，按照“纵大逆罪”，斩首，家产抄没，妻妾子女充为旗奴。

在所有的人里，这个陶藩司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他被押送到京城刑部大牢后，曾受到乾隆的自审问，虽然极力辩解，可还是被认定属于有心袒护，收受了徐食田的贿赂。

说他幸运，是因为还没等判决下来他就病死在了狱里。然而乾隆并不会因此放过他，他的尸体和徐家的人还有幕僚陆琰一起去了菜市口，脑袋还是掉了。

说完了掉脑袋的，接下来再说说那些被流放的。

黄斌，原名毛澄，曾经是栟茶盐场衙门的塾师，此人为徐述夔的《和陶诗》作过跋。虽然他之后去了陕西给人当幕僚，连姓带名都改了，还考上了举人。然并卵，一样被缉拿到案。

还算幸运的是，他在那篇获罪的跋文中虽然极力赞扬徐述夔，却也写了“先生生际圣朝”这六个字，最后被革除举人功名，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去了海南岛。

东台知县涂跃龙，在徐述夔诗一案中不能及时追查，多次推诿江宁书局，坐观重案拖延，几致消弥，行为首鼠两端。杖一百，发往伊犁服苦役三年。

（）;（）　　扬州知府谢启昆，在徐述夔一案里虽然在向藩司的行文中没有偏袒之词，而且能将悖逆的词句逐一标记，但问题是迟延了半个月才禀报上司，属于玩忽职守，因此从宽发落，发往黑龙江漠河军台充军。

捎带说一句，这位谢知府很快就交了议罪银子，因此免于流放。之后不知道又靠上了谁的关系，最终在嘉庆年间官至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署理广西巡抚。

至于那位图谋徐家田产的原告蔡嘉树，在此案中纯属损人不利已。在乾隆看来，他和徐述夔是同乡，《一柱楼诗集》多年前就已经成书刊行，他肯定早就知道，却一直不告发，偏偏等到涉及自家田产纠纷才告，属于挟嫌报复。不过念他是本案首告，取保开释。

此外负责查办此案的时任两江总督高晋、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也在上谕中受到了乾隆的斥责。

令朝野震动的还不止于此，那位《一柱楼诗集》作序的沈德潜虽然已经死了九年，下场更是凄惨。

这位可不是一般人。如果说后世的野史影视剧里经常把纪晓岚演绎成乾隆的词臣，沈德潜可是实打实的。

此人六十七岁中进士，靠着诗写得好，又兢兢业业的校刊《御制诗集》，仅仅五年就从翰林院编修升到了礼部侍郎。之后他在七十六岁退休回乡，到了八十五岁居然又被加礼部尚书衔，三代加封。

等到了乾隆三十年，已经九十三岁的沈德潜被加封为太子太傅，孙子还被赐了举人功名。那个时候一提苏州沈老相国，江南无人不知，红的发紫。

然而皇帝这种生物从来都是过河拆桥，翻脸无情。

在乾清宫侍卫和江苏巡抚的监督下，沈德潜的墓碑和祭葬碑文被捣毁，并将碎石移弃他处。沈德潜生前死后获得的所有官爵及宫衔谥典全部被革除，放于乡贤祠内的牌位也一并撤出。执行期间沈家子孙全都到场，跪听领旨，并观看捣毁过程。

你以为“一柱楼诗案”就这么结束了？才没有，这个案子的余波一直延续到了三年后。

乾隆四十六年，有人追查到徐述夔曾经为兴化的一个叫王国栋的人写过序文，结果王国栋被判斩首，其父王仲儒一样被开棺戮尸。

再有就是已经故去十多年的郑板桥。因为他和王国栋是好友，所以在他那些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的印本、仿刻本、翻刻本的文集里，只要有“王国栋”这三个字的，都要从刻板上铲掉。

也许有人会问，乾隆为什么会对“一柱楼诗案”的处理如此残酷，就连死人都不放过？

事实上不管是“字贯案”还是“一柱楼诗案”，都是发生在乾隆十六年那场“孙嘉淦伪奏稿案”的延续。要是再往深里分析，还牵涉到了乾隆朝早期鄂尔泰与张廷玉之间的党争。

乾隆三年，一封据说是由左都御史孙嘉淦上奏的密折开始在京城流传，导致朝中人心惶惶。据小道消息，密折的内容主要是弹劾朝中多位重臣，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出任尚书的讷亲、海望，领侍卫大臣常明等等，均在所参之列。

这事乍一听似乎真有那么一回事。要知道孙嘉淦是三朝元老，历仕康雍乾三代，一向以敢于直言进谏而著名，乾隆继位之初便提拔他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后来更是因为经常参劾官员，尽职尽责，升任刑部尚书。所以说当时敢于上奏弹劾当朝重臣的，大概除了孙嘉淦，不作第二人之想。

然而乾隆很快就做出反应，他采用明发谕旨的形式，宣示朝野，对流言予以了严厉驳斥，明令对传播者查办严惩。

话说明清时代的皇帝之所以要在正式的公文奏报系统之外，另外单独建立一个信息奏报的秘密渠道，就是为了实现其绝对的专制权力，也就是所谓的“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

清廷的密折制度发展到雍正时期，运作流程和手段已经非常严密。京城和各地大臣要将密折装在带锁的特制皮匣内，外面还要上封条。皮匣的钥匙只有两把，一把在上奏官员手中，一把由皇帝保管，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法开启。

普通的公文要经过通政司交到军机处，然后转呈奏事处；密折则是直送奏事处，由奏事太监送交皇帝。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皇帝和写密折的人，谁也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皇帝阅看奏折之后，军机处大臣会根据皇帝的口谕草拟命令，然后进呈御览，再经过述旨，以明发或者廷寄形式予以发布。

这也就是说，机密性才是保证这套系统有效实施并延续的核心！

如果这封奏折真是孙嘉淦写的，那么乾隆一定会有所批示。要么惩办被弹劾的，要么惩处弹劾者，不会毫无反应。毕竟奏稿上的那些人可全都是当朝实权派！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折子的确是孙嘉淦写的，而且真的被泄露了出去，乾隆因此极力否认。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党争非常厉害，两派互相倾轧，水火不容。年轻的乾隆虽然对此厌恶至极，但他继位不久，还没有完全控制朝堂，政务上还离不开前朝的老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