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把小孩子带过来了?”戴眼镜的李叔看了眼陈邻,压低声音有些恼怒的质问王姨。
王姨皱眉,瞥了下陈邻,拉过老李,凑他耳边低声:“情况你也看见了,万一陈姐没了……至少人能见到最后一面。”
老李瞪大眼,瓮声瓮气:“少胡说八道!现在医学技术那么发达,肯定能救回来的!你把小孩子叫过来,不是乱吓人吗?”
他们都顾忌着气氛,声音压得很低,落进陈邻耳朵里,变成一边意味不明的嗡鸣,像密集的蚊子在尖叫一样。她眨了眨眼,眼眶发酸,并不是因为想流泪而发酸,而是因为长时间盯着手术室的灯牌,看得太久了而发酸。
医院走廊没有暖气,南方楼层习惯沿着走廊开一整排的窗户,入夜后为了通风总会留几扇不关。
时针转过十二点后,冷风就开始顺着那些敞开的窗户往里吹。陈邻觉得很冷,缩在袖子里的手一点知觉都没有。她低头揉了下眼睛,又抬头看见手术室门口的灯牌。
有几个叔叔阿姨接到了电话,为难的互相对视几眼,最后还是略带歉意的先离开了,临走前都来拍拍陈邻肩膀,让她有事的话就给自己打电话。
陈邻不太记得自己被几个人拍了肩膀。凌晨的医院走廊真的很冷,她即使穿着羽绒服,也冻得整个人都浑浑噩噩的,肩膀僵硬,被拍了也没什么感觉。
直到外面天色渐渐由昏暗转为苍白,太阳又从地平线升起。
手术室门上的灯变成了绿色,大门敞开,穿着无菌手术服的医生和护士鱼贯而出。
最前面的医生先摘了自己的口罩,然后又摘自己糊了一层血的手套。把这两样东西扔进垃圾桶,抬头便要面对患者的同事——据说家属还没通知到位,今天晚上等在手术室外面的只有同事。
“怎么样了医生?”
他摇摇头,垂下眉毛,习惯性又熟练的露出几分沉痛表情:“我们已经尽力了……请节哀。”
在回答这句话时医生心里小小的庆幸了一下;只是面对死者同事而非家属,这简直是不幸中的万幸。
他见过太多死者家属,情绪激动下将愤怒与悲伤转嫁给主刀医生,冲上来又抓又挠连打带骂,这种事情简直是家常便饭。
同事的话多少会比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冷静。等到事后通知下去,死者家属来认领尸体的时候,他的活儿也早就结束了,没有需要和死者家属当面交接的必要。
就是今天死的那位女士有些可惜,人民法院的二级法官,才三十来岁,简直是前途无限。
习惯了生死的医生一边表达哀伤一边在心里走神,应付完死者同事往外走时,他瞥见人群外站着的女孩子:纤细而高挑,头发染了浅蓝色,被晨光照耀着,格外显眼。
大多数亚洲人素颜很难驾驭浅发色,因为会显黑。但面前的女孩明显够白,即使神色疲倦憔悴,浅发色安在她脑袋上也是十万分的合适。
但是太浅色调了。
过多的浅色交织在一起,又是瘦而高挑的身形,就显得人格外虚幻,虚幻得像纸片人,风吹几下就会破碎。
他们目光有短暂的交接,医生很快便转过脸,心想:同事家的小孩?现在的大法官们真不会养孩子。
那身形一看就知道是平时没有好好吃饭。染头发还打耳洞,长得还挺秀气,但是太叛逆了。
葬礼的过程没怎么让陈邻费心。
因为母亲职业的特殊性,法院那边有人出面帮忙,还有一些和陈法官关系好的朋友,外公外婆也连夜坐飞机过来——打算先在当地办一场告别会,然后再把骨灰带回老家去葬。
陈邻的爷爷奶奶也过来了。十一年前他们来接自己儿子的骨灰,十一年后又要来送自己儿媳妇的骨灰;陈法官夫妇二人都是家里的独子独女,两人先后离世,对两个家庭都是不小的打击。
因为是在岗期间遇袭牺牲,市里发起了追悼会。那几天家里总来人,送锦旗的,送花圈的,还有拐弯抹角打听一些事情的。
大家都忙,陈画家死后留下了一笔庞大的遗产:他的那些画,基金会,和朋友合资的公司股份。
陈画家死后,遗产按照遗嘱小部分留给父母养老,大部分全部留给陈邻。陈邻未成年之前那部分遗产一直由母亲陈法官代为保管。
陈法官去世得突然,还没来得及留下遗嘱。她名下的产业和丈夫留下的遗产需要进行统计和分割,有些亲戚不太满意陈邻的继承权,来来回回的上门,话里话外都暗示着陈邻毕竟是个女孩子,以后嫁人了,这么大一笔遗产还得跟着改姓。
大家都有明确的目标,家里负责打扫卫生的阿姨暂时被停工,有半周没来了。茶几底下那两道车厘子滚出来的痕迹到现在还醒目的留着,人来人往,无数双皮鞋和高跟鞋踩在那两道红色痕迹上。
陈邻大部分时候都沉默,偶尔被家里长辈批评了发色,耳钉,指甲……他们皱眉时目光从女孩的头发看到脚趾,像是在看一件自己可以决定形状的未完成的工艺品。
买回来的冰淇淋蛋糕在冰箱里放着。保鲜层保不住冰淇淋,某天晚上陈邻打开冰箱想拿橙汁的时候,发现那个蛋糕的冰淇淋夹层一件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