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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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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熹说：“怎么样?”

詹国滨嘿嘿苦笑，说：“随便。”

果然后来在这个条例上经常出问题。问题都出在詹国滨身上。头两三年，詹国滨难以抑制的强烈冲动，被柳熹气愤地指责为违例骚扰。在詹国滨看来是开玩笑的罚款和劳役，柳熹却很认真地告诉他没有谁在开玩笑。后来两三年，詹国滨的违例表现为消极怠工敷衍了事。再后来，照章惩罚已经不能让柳熹解恨。有一个夜晚，正在他们做事的过程中，柳熹冷笑着发起了攻击，说：“怎么我一直都没有发现你这么小。”

詹国滨一听怒火中烧，反击说：“我倒是早就发现你在变大。”

柳熹说：“没有比较，你怎么知道我大?”

詹国滨说：“没有比较，你怎么发现我小?”

詹国滨说：“我是结过婚的人，我有过女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呢?你给我老实交待：谁把我比出小来了?”

柳熹说：“无耻!”

柳熹又说：“无聊!”

柳熹又说：“老人家，人老了大概所有器官都是要萎缩的，请你正视这个客观现实，不要泼别人的污水好不好?下去下去，我要睡觉。现在是我违例了，我甘愿接受处罚。接受任何处罚都好过接受你这种没劲的男人。”

詹国滨又恼又羞，当即翻身滚落下来，侧身挂在床沿边，生平第一次整宿失眠，此后很长时间丧失生理欲望。柳熹在发现自己处于守活寡状态之后，就开始经常夜不归宿了。在这样一些夜晚，柳燕妮则会给詹国滨打电话，说柳熹住在他们家。詹国滨会“嗯”一声。但是他不相信。他相信柳熹在外面找野男人，而柳燕妮无非是拙劣地为妹妹打掩护。有时候，柳熹会接过电话和女儿说几句话，也会告诉詹国滨她的项目就在姐姐家附近，她住宿在姐姐家，工作方便得多。“你想象不出做这个项目有多累!”柳熹说。柳熹所谓的“项目”，就是投资一个农贸市场。原有的国营菜市场出场地，柳熹出资金，在市场建成之后，他们出租给菜贩子，按每个摊位收取租金，然后合伙人坐地分红。这就叫做“项目”了。这就可以等着天上落下钞票雨了。一个好端端在办公室上班写材料的文静女子，不知道从哪里弄到这么一个故事，忽然就不肯去上班了，就痴迷狂热地到处去借款子了。她也不想想万一这种随意的故事做不出文章，她怎么去还债主的巨款?太可笑了!詹国滨不仅感觉可笑，还认为荒诞。中国的事情，是那么好办的吗?詹国滨经历了那么多，他还不知道吗?即便是举办一个会议，都要老早就开始计划和准备：会议主题，会议规模，会议规格，请哪些领导，怎样协调各方面关系，主席台设置多少座位才能够摆平，茶叶需要几种，需要多少，以及，茶叶的等级与产地，预算资金以及预算外资金如何安排，等等，都得一点一滴地做过来。忽然冒出来一个据说可以赚大钱的项目，柳熹就信，就立刻跑去到处借钱并且夜不归宿地跟那些三教九流的人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胡吹海吹搞什么策划。完全荒诞不经!开始柳熹还想让詹国滨去做。还说是给詹国滨一个千载难逢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对不起，詹国滨一口就回绝了。在詹国滨看来，如果柳熹的“项目”不是她自己荒淫糜烂私生活的幌子，那么柳熹就变成了一个女拆白党。即便是为了女儿，詹国滨也愿意做一个正人君子。正如詹国滨预料的那样，柳熹的农贸市场项目夭折了。但是，她又弄到了另外的项目。据说这个项目有投资方，她可以用这笔投资首先还掉上一笔借款。当然，柳熹还是得夜不归宿辛辛苦苦地搞项目。“谁让她没有男人呢”——柳熹狠狠地盯着詹国滨说。

詹国滨没有回答。他已经不在意柳熹了，最可怕的问题是柳熹把女儿完全丢给了詹国滨。女儿夜半的尿床换裤衩，女儿小褂子上的钮扣掉了需要缝，女儿要梳小辫子和扎蝴蝶结，女儿要去麦当劳跟着那里的大姐姐跳舞。女儿可怜兮兮找妈妈，哭哭啼啼要去动物园，等等。詹国滨到处找不到柳熹。詹国滨在这个家庭的囚牢一关近十年，他得越狱了。

詹国滨把他的身份证放在了法院的办公桌上，他强烈要求离婚。他的照片是那么醒目地证明了他囚徒的身份，詹国滨看着自己身份证上的照片，悔之晚矣地老泪纵横。以至于调解法官当天就同意了詹国滨的要求。

但是离婚协议却迟迟不能成立。法院和柳熹认为，既然是男方主动要求离婚，又不愿意抚养监护小孩，那么男方就应该给与女方补偿和孩子抚养费。詹国滨不承认这种混账法律条款。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么试问，”詹国滨质问法官，“这近十年来我带小孩做家务守空房吃尽千辛万苦，柳熹是否也应该补偿我呢?是否这十年小孩的抚养费她也应该付给我二分之一呢?”詹国滨决心吸取惨重的教训。前一次离婚他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女方直接导致了他后来的经济拮据，也直接导致了柳熹看他不起。他再也不会那么傻了。谈什么都可以，“钱”字免谈。

正处于艰苦创业的柳熹，被詹国滨的一次次起诉搅得实在受不了。她办了全权委托，请柳燕妮去处理这件事情。柳燕妮还不明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你们当初还那么相爱有什么不好谈的呢?柳熹苦笑一声对大姐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后来成为了大家对詹国滨最后的印象。柳熹说：“詹国滨他是那种人，是香烟灰，他自己还以为自己有火，其实连他自己都照亮不了，他就是一段香烟灰而已。你跟他一谈话，你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柳燕妮不太相信小妹妹的话。柳燕妮自认为她更了解詹国滨。鉴于鲁火种在姨妹和好友的离婚大战中坚守中立立场，柳燕妮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他们还是在滨江公园见的面，各自带了一瓶矿泉水。已经奇胖的柳燕妮因浓妆显得艳俗，脸庞松垮下来，好像一张没有戴正的脸谱。惟有她的嗓音是不变的。她那易于咄咄逼人的普通话，令詹国滨烦恼，他坚决地故意地使用最土的武汉话对一场严肃的谈话进行了彻底的瓦解。

柳燕妮说：“我了解你詹国滨。你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不管怎么样，法律和人情常理都摆在这里：一个父亲必须支付女儿的抚养费。柳熹一直在努力但是她一直没有大的起色，经济也不宽裕，你肯定是不愿意看到女儿受苦受穷的。我想这里头一定有什么误会对吗?”

詹国滨说：“有得误会。”

柳燕妮说：“既然没有误会或者你愿意把房子给她们?”

詹国滨说：“我有得房子。”

柳燕妮说：“那就给一笔钱。”

詹国滨说：“我有得钱。”

“那就还是给房子比较简单。”

“我有得房子。”

“那就给钱!”

“我有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