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刘敞之子刘奉世(字仲冯)要进贰西府出任检正中书户房公事,苏轼致简为贺。
郓州须城人梁焘(字况之)自明州(今浙江宁波)经徐州回汶上,苏轼与弟弟冒雨为之送行。之后,苏轼还带弟弟泛舟于汴泗之上。
至于徐州李邦直所造“快哉亭”,苏轼为何以“快哉”名之呢?
据《辞源》解释:亭者,有顶无墙之建筑也。亭子一般有两大妙处:一是赏景,二是临风。赏景则是外在观感的延伸,临风则是内在心灵的感受。一般站在亭台之上,由于没有围墙的遮拦,能够极目远眺,自然首先以赏景为主。苏轼登亭临风,他感受到的是“千里快哉风”。由“亭”而“风”,由“风”而“快”,这或许就是苏东坡为亭命名“快哉”的原因。
然根据苏轼和苏辙的诗文,“快哉亭”应该有三处:密州快哉亭、徐州快哉亭、黄州快哉亭。临风称快而曰“快哉”,并联想到宋玉《风赋》“雄风”、“雌风”之说也并不是从苏轼谪居黄州开始的,苏轼在与三处“快哉亭”相关诗文中,都提到“兰台”“风有雌雄”的内容。
只不过,此时的苏轼还没有真正经历过仕途之凶险,所以他对“雄风”与“雌风”之说还没有多少深究之意。
这期间,苏轼还同徐州酒税吴琯(字彦律)、徐州教授舒焕(尧文)、当地人郑僅(字彦能)一起分韵赋“快哉此风”。郑僅正是因为与苏轼的这次出游,被苏轼称之为“良士”,始为世人所知。
彭城令颜复(字长道)将要赴阙(入朝陛见皇帝,等候安排),苏轼写诗送行,并让颜复给老朋友王巩捎去一封书信,想邀请王巩能在今年的重九之日来徐相会。
王巩是个标准的官三代,有隽才,擅长作诗,苏轼赞其诗“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况且王巩还是恩师张方平的女婿。在京师时,苏轼与王巩就有交情,现在自己常年外任,思念老友之心是与日俱增。
();() 颜复为颜太初(凫绎先生)之子,乃“复圣”颜子第四十八世孙。
正是有着这层关系,小颜想让苏轼给景祐诸公送给其父“凫绎先生”的诗稿后面题跋。苏轼没有想到,在“凫绎先生”故去后,还会与其子颜复一见如故、时常交游。
苏辙自从随兄长来到徐州,转眼已经百余日。
苏辙今日就要回归南都了,临近相别,兄弟二人会宿于逍遥堂。
在逍遥堂里,苏辙想起幼年时期跟哥哥子瞻一起读书,一天也没有分离过。等入仕之后,常常是四处为官,聚少离多。有一天,当苏辙读到韦苏州诗中“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时,不免感慨万千,于是相约能早日退隐闲居,吟诗作对。
哥哥最开始在凤翔做判官时,曾经留自己一首诗,说何时能在下雨的夜晚再一起听雨。后来,他去了杭州,而自己一直滞留于淮阳、济南,七年未曾得见。这次在徐州时才得以朝夕相处了一百天。此时就住在逍遥堂,苏辙又想起十几年前夜雨对床的誓约,特作小诗两首。
其中有“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句,风雨声竟使苏辙误以为实现了“夜雨对床”的盟约而高兴,甚至忘怀了眼前兄弟二人不过是漂泊在彭城,该诗道尽了兄弟二人生死难离的血肉亲情。
夜宿逍遥堂之后的日子里,苏轼又带着弟弟一起游览了台头寺的石经院和云龙山,分别题诗与留题,还带着苏辙到徐州城西二里的云龙山上去拜访了隐士张天骥。
云龙山,因时常山出云气,蜿蜒如龙,故名。
张天骥,字圣涂,自号云龙山人,又称张山人。此人不求闻达,醉心于道家修身养性之术,常隐居于徐州云龙山西麓的黄茅岗,以躬耕自资,并奉养父母。
苏轼早年也曾受到道家思想的熏陶,加之仕途坎坷,政治上屡遭挫折,更助长了放达旷逸的性格。因此,苏轼与张天骥相处十分投洽,常常带着宾客、僚吏甚至歌伎到张天骥的放鹤亭饮酒,张山人“提壶劝酒”,倾心相待,苏轼每每在此大醉而归。
已七十四岁高龄、隐居潜山的王景纯来到徐州游历,在徐州住了三天,给苏轼传授了一些神秘的炼气之术,苏轼回赠以诗。
这位王景纯名气不小,他曾任藩镇幕僚,辞官之后隐居于长子县(今属山西长治)城南五公里处的潜山,当起了私塾先生。按说这样的人生并不算精彩,可他有两个非同寻常的儿子:大儿子王曙(字晦叔),官至北宋宰相,是寇准的女婿;二儿子王映(字益柔),官也做到了龙图阁直学士的位置。
熙宁十年,又到中秋,苏辙在徐州也效仿哥哥赋了一首《水调歌头》,也许是苏辙“自小旷达,天资近道”(苏轼语),所作的中秋词现在少有名气。倒是苏轼一口气连作三首:《赠张继愿》、《答李公择》、《中秋月》,并将这三首分别以阳关曲歌之的诗凑成一处,标其题曰《阳关三绝》。
你还不能不服,苏轼信手拈来的“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中秋月》),以朗朗上口的语调,以及对人生别后重逢与聚散无常的感叹,再次为后人们所传颂!